盛夏时节，桂林市阳朔县游客如织。记者在白沙村见到黄大伯时，他正蹲在店铺前，收拾着做桂林特产小吃“仙人豆腐”的工具，脸上挂着汗，也挂着笑。

　　谁能想到，这间店铺差点成了他全家迈不过去的坎。2024年秋天，黄大伯花光了多年的积蓄，又找亲戚凑了几万块，开起了这家临街店铺，盘算着往后日子会越来越好。可新生活还没开头，一场大病却狠狠砸了下来——一纸气管癌诊断书，瞬间压垮了整个家。

　　“面对高额医药费，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说起过去，黄大伯仍忍不住揪心，“万幸有党和政府兜底，把我纳入救助范围，才熬过了最难的日子，重新把生活稳稳当当过下去。”

　　突遭变故没有跌入深渊，还能在短时间内重新抬头，在桂林类似黄大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份份深沉托举的背后，是桂林各级民政部门的为民生动实践，也是正在深入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下简称集中整治）的成果体现。

　　应保尽保：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

　　“多亏你们上门帮忙办理低保，真是帮了我家大忙！”面对回访的永福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家住龙江乡西河村的小陈家属激动地说道。9年前，小陈突发精神类疾病，今年春天病情加重，完全丧失劳动与生活自理能力。紧急送医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随即办理了精神二级残疾人证。

　　出院后的小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家庭生活陷入窘境。一筹莫展之际，第二天，乡民政干部和村支书主动上了门，收集相关材料核实后，5月中旬小陈顺利被纳入农村低保，日常生活有了稳定保障。

　　民政干部怎么来得这么及时？这还要从一封工作提示函说起。

　　集中整治期间，桂林市纪委监委下沉到16个县（市、区）36个乡镇（街道）开展监督调研，发现相关部门对困难群众主动识别不足，是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之一。“社会救助要做到‘不落一人、应保尽保’，首要的就是精准发现困难群众。”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很快梳理出政策宣传面窄、救助受理不及时等14个问题，拟制了11条整改意见建议。

　　“请坚决扛牢责任，强化统筹调度，着力解决困难群众主动识别不足问题……”在桂林市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工作调度会上，市纪委监委将关于改进社会救助工作的工作提示函发送给了市政府分管领导，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会后，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还走进市民政局、市医保局等职能部门，与部门“一把手”面对面会商研判，直指短板、压实责任。

　　责任链条被拧紧，工作推进更有力。在市纪委监委的协调推动下，市民政局牵头联动财政、医保、残联等部门，进一步健全了困难群众主动发现机制，不仅加大了线下摸排力度，还在短时间里依托广西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搭建了“桂林市社会救助对象智能认定系统”，通过比对与分析，建立了预警信息名单。像小陈这样曾经“静默”的困难者，正是从预警名单中摸排出的人员之一。

　　“我们也一直想通过大数据排查低收入人口，可就是卡在打通数据壁垒这一步。”桂林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廖晓露告诉记者，困难群众的认定信息涉及人社、医保、残联等多个部门，需要户籍、收入、房产、车辆、大额医疗支出等信息共享。单靠民政一家，很难把所有数据都汇集到一个平台上。“为进一步落实集中整治要求，在纪检监察机关的推动下，自治区、市、县（市、区）三级民政部门不断拓宽数据共享范围，实现了与住建、农业农村、医保、残联等部门信息数据互通，形成了‘线上监测+线下摸排’双轮驱动的排查模式，增强了我们工作的主动性。”

　　除了民政部门主动排查，群众在家也可以自测，“救助自诊”就是系统开通的新渠道之一。打开“桂林民政”微信公众号，在“服务”一栏点击“救助自诊”，跟随指示填入相关信息，系统便能给出是否符合救助条件的参考。“困难群众通过‘救助自诊’查询，不仅自己心里有数，经办人员也能同步获取信息，主动联系这些潜在救助对象，把主动发现的路打通了。”廖晓露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市已累计摸排重点对象3万余人，新增纳入低保11332人，把社会救助“人找政策”的焦虑，变成了“政策找人”的踏实。

永福县纪委监委在永安乡遭遇洪灾后，督促消防、公安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帮助受困老人转移。梁福德/摄

　　应救尽救：一户不落守住民生保障线

　　2025年6月确诊气管癌后，黄大伯开始接受放疗。一周5次，每次都要花上几千元，加上之前开店铺借的钱，家里很快欠了几十万的外债。“本想成为孩子们的顶梁柱，现在反而拖了一家人的后腿。”折磨他的，不光是身体的疼，更是心里的愧。走投无路时，监测系统实时抓取到医保结算系统中的大额医疗自费数据，触发因病致困预警，信息被即时推送到白沙村所在的乡镇。民政专员接到工单后，与村支书第一时间上门核实情况。当年10月，黄大伯被纳入救助范围，医疗报销比例可达80%以上。“前两天的那次住院，总花费接近六千元，我个人只掏了800多块钱，负担直接砍掉了大半。”

　　“除了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也是社会救助工作的指导原则之一。”廖晓露介绍，“应保尽保”侧重基础性、长期性的生存兜底，主要针对收入、财产持续低于标准的低保、特困等固定群体；“应救尽救”则侧重应急性、过渡性的危机干预，主要针对因灾、因病、因意外导致生活突然陷入困境，或暂时不符合低保标准但急需帮助的群体。

　　“在农村和普通城镇家庭，一场大病可能就是击垮一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每个突陷困境的家庭都能稳稳渡过难关，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把好政策落细落实。”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逐年增长的救助金，就是民生保障力度最直观的体现。据介绍，桂林市2023年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11.64亿元，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12.89亿元——两年多时间，社会救助的真金白银净增超1.2亿元，承载着“民生优先”四个字的分量。“今年上半年，我们已拨付各类困难群众救助资金6.58亿元。”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民生资金投入还在持续加大。

　　救助金的增长，既反映出救助范围的扩大，也对救助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资金盘子大了，更要花得精准。不同困难家庭的难处各不相同，有的缺生活保障，有的愁孩子上学，有的急需看病钱，还有的想找份工作自食其力。救助工作不能“一刀切”，必须分层分类、精准施策。

　　与黄大伯因病致困不同，龙胜各族自治县北岸社区居民张大姐家里的难处则在孩子身上。几年前，张大姐一家脱贫后易地搬迁到了县城集中安置点，大女儿正在读大学，一对双胞胎儿子刚上初中，80多岁的母亲因残疾行动不便，时刻需要人照顾。社区网格员入户排查时发现，这个家虽然脱了贫，但教育开支压力巨大，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情况核实后，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张大姐的三个孩子申请发放助学金、生活补助，考虑到张大姐有劳动能力又需要就近照顾家庭，相关部门又为她协调了社区保洁员的公益性岗位，让她每月有了稳定收入。

　　从生活保障到教育帮扶，再到就业支持，在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推动和民政部门守护下，一系列分层分类的常态化救助措施环环相扣，社会救助“钱袋子”正不断精准滴灌到最需要的人身上，为长期承压的家庭铺就稳步脱困的长路。

龙胜各族自治县纪委监委紧盯低保、临时救助资金发放等环节开展实地核查，着力整治虚开医疗单据等违规行为，切实守护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资金。 李群/摄

　　应救即救：让“救命钱”跑在困难前面

　　6月30日下午，雨还在下，永福县罗锦镇岭桥村的空气里弥漫着洪水初退后的潮湿泥土味。村党群服务中心楼前空地上，停靠着一辆大型救灾物资运输车，临时搭建的蓝色应急帐篷一字排开。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正对照花名册，逐一记录群众姓名、家庭人口、房屋农田受损情况，并向他们发放大米、方便面、矿泉水等救灾物资。

　　10天前，受“龙舟水”影响，桂林遭遇多轮强降雨，漓江水位暴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岭桥村不少农户房屋和庄稼受损。10天里，村里已经组织了两次救助活动。

　　急病等不起，救灾慢不得。急难救助重在“快”、贵在“急”。市纪委监委紧盯救助时效这一关键，督促民政、财政等相关部门全面优化临时救助审批流程，在全市乡镇（街道）全面开通“绿色通道”，推动临时救助真正“急”在群众最需处、“救”在困难最紧时。

　　面对自然灾害分秒必争，为困难群众实施救助也在提速。“过去耗时费力的人工评估、审核等环节，现在全部由系统自动识别完成，实现救助对象‘秒’评估。”廖晓露介绍，以往社会救助对象的认定需要经过个人申请、受理、入户调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初审、审核确认等多个环节，很容易出现认定时间长、效率低等问题，使得困难群众无法得到及时救助。如今只需将相关信息录入认定系统，便能自动出具认定结果。

　　速度提上来，通道更要畅通。在纪检监察机关的协调推动下，市财政局开通急难救助资金紧急拨付通道，针对重病、意外、受灾等突发致困群众，压缩审核兑付时限，做到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第一时间纾解群众的生活困难。

　　“救命钱不隔夜，急难事马上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遇上急难型临时救助，通过“绿色通道”可实现从救助申请受理至救助资金拨付发放全流程当日办结、闭环落地。临时救助资金的审批、支出、公示全流程都有明确规范，使用范围和额度严格限定，每一笔资金都有据可查、全程公开。

　　“特事可以特办，但监督没有例外。”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绿色通道”使用情况，他们也会跟进监督、定期抽查，既防止程序简化变成程序“空心”，更严防有人借“急事急办”钻空子，确保快而不乱、急而有序。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桂林全市已临时救助6449人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1058万元。从“层层审批”到“先救后补”，从“坐在窗口等”到“冲到灾情一线去”，桂林市纪检监察机关用监督的速度和温度，让一笔笔“救命钱”踩着泥泞、蹚着洪水，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应退尽退：以强烈的责任感守好救助公平底线

　　“这个人的低保，有问题。”2026年4月，驻市民政局纪检监察组干部温扬娟带队开展监督调研时发现了一个异常：平乐县某村民已去世一年，家属却仍然在领取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人都不在了，补贴怎么还在发？”顺着线索往下查，问题很快浮出水面：村委会副主任未及时上报死亡人员名单，导致这笔钱一直没有叫停。最终，该村委会副主任因履职不力被处理，家属违规领取的低保金也被全额追回。

　　“社会救助公平与否，群众感受最深。该进的要一户不落，不符合条件的也要及时退出。”温扬娟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结合驻市民政局纪检监察组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市纪委监委依托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紧盯死亡人员、服刑人员、财政供养人员等违规享受救助情形，把传统核查规则通过智能算法转化为12个预警模型，靠数据碰撞自动筛查出应退未退的问题线索。“一个个模型建起来，就像在职能部门头上悬了一把剑。”温扬娟介绍，截至今年上半年，平台已发出风险预警166条，转立案5件。每一条预警背后，都有一双监督的眼睛盯着；每一个查办的案子，都传递着同一个信号：社会救助资源有限，必须精准流向真正需要的人。

　　大数据的运用，也倒逼职能部门把责任扛得更实。“预警模型建起来后，我们排查和数据录入的频率明显加快了，信息滞后导致的违规领取问题大幅减少，救助资金发放也更精准了。”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各乡镇每月都要上报救助对象变动情况，季度有复核、年度有排查，责任压力层层传导下去。

　　数据跑了起来，制度笼子也随之越扎越紧。在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推动下，市民政局统一退出认定标准、核查步骤和告知程序，实行双人核查、多人审核，退出后同步做好回访，防止群众返困。同时，针对特困人员建立“定期关爱、半年核对”常态化机制，实时掌握其生活、收入和身体状况变化，符合条件的立即纳入，不再符合条件的及时退出。

　　采访期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在桂林市的社区、乡镇，民政部门的法律宣传活动正如火如荼地举行，过往群众围拢在展板前，仔细了解救助政策的新变化。不远处，黄大伯的门市又飘出了“仙人豆腐”的甜香，张大姐也在社区工作岗位上忙碌着，这些曾经被生活重压的家庭，如今正一步一步，稳稳地向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