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西柏坡。在成功指挥“三大战役”、胜利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年轻的共产党人心中燃烧着信仰,毅然在未知挑战中踏上漫漫征途,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2019年9月,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馆前28根廊柱、19.49米高的国旗杆巍然矗立,如同高扬的风帆正待启航;纪念馆里五部分主题展览,镌刻着我们党的光辉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其言谆谆,“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
“1949”“2019”,两个普通的数字串连起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的70年。70年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而拥有最坚实的政治保证,稳健前行、蹄疾步稳,更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定推进自我革命而具有最磅礴的进取力量,生机盎然、豪情万丈。
党强,国强;党兴,国兴。一个政党的坚定和成熟,与一个国家的站立和强大融为一体,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不朽传奇。
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初心使命——
毫不动摇把党的自我革命引向深入
最非凡的成功,不能缺乏勇气;而最可贵的勇气,莫过于纯粹的自我革命。
革命是什么?革故鼎新,向好、向新、向善。自我革命是什么?刀刃向内,拿自己开刀,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相较于革命,自我革命更需要勇气、担当、智慧。这种勇气和担当,绝不是头脑发热、改弦更张,而是希冀获得永葆初心、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
兴衰治乱、往复循环,这一政党政治中执政在野、上台下台的历史活剧,从未间断在世界各地上演。
1991年12月,一场“平静的葬礼”将苏联埋葬,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倾巢之下“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一个党员走上街头抗争。苏共垮台,最终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兴衰轮替,原因众多。但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窘境,自我革命精神缺失而导致亡党亡国,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相比之下,我们党的冷静清醒与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并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益发坚定自觉。
建党初期,面对党员和党的一些组织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以及来自“左”“右”两方面错误进行坚决斗争,是自我革命;长征途中,针对党和军队中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分裂逃跑主义的斗争,是自我革命;延安时期,通过整风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无疑也是自我革命。
从上海石库门到天安门广场,从建党初期57名党员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40多万名党员再到今天突破9000万名党员,当岁月更迭、场景更换、党员结构更新,党所面临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党所肩负的使命任务更加艰巨,各种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危害党的执政地位的危险也大为增加。
如果说,带领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壮丽征程;那么,让一个党员比德国等欧洲大国人口都多的大党时刻保持初心、不断焕发生机,同样是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靠什么来保证初心使命永不变质、永不变色?靠什么来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穿过岁月的风烟,“进京赶考”的画面浮现眼前,“两个务必”的警言犹然在耳。党的苦难辉煌史、新中国70周年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在于她勇于直面各种风险挑战,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在革命性探索和实践中锻造和锤炼自己,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
改革开放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党又一次自我革命。
这场革命既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自身。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0余年的改革开放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一些不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与体制机制所作的自我革命。经历这场极其深刻的自我革命,我们党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将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从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坚决纠正“四风”到“打虎”“拍蝇”“猎狐”,从靠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到扎紧制度笼子加强党内监督,从全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到着力营造山清水秀政治生态……我们党在壮士断腕中清除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在刮骨疗毒中解决自身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扭转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局面。
有国外观察家评论,“正是靠着自我革命的勇气,靠着壮士断腕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又一次凤凰涅槃,又一次站到了时代的前列”“环顾世界,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始终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决心管党治党”。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新长征路上,怀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必定能永葆革命者的勇气和品格,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
坚定不移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我们党的血脉在人民,根基在人民,党心与民心心心相通。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曾经讲过,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为什么不跟别人走呢?答案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
1958年,在重庆綦江,轻车简从考察的邓小平同志临行前从车窗伸出头来,殷殷叮嘱当地年轻的区长:“小王,不要忘记农民,人民要吃饭,人民要吃饭,人民要吃饭。”——连续三遍“人民要吃饭”,饮水思源的人民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
回顾党章中我们党写下的初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与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一个大国执政党的政治宣言!
杭州西湖边昔日的高档会所“菩提精舍”,经改造后转型为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2015年5月1日起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西方一位学者这样分析,在中国,其他政党之所以没有完成“近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原因正在于“都与民众不生关系”。反观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因而才能穿越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难行程,走向复兴、走向辉煌。
一语中的!从长征路上的红军鞋,到淮海战役的小推车;从小岗村村民的红手印,到“最成功的脱贫故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相信人民,为了人民,将蕴藏于民众之中的力量激发出来,化作改天换地的伟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历史从不偏爱任何一个政党,谁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谁就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谁就拥有永恒持久的向心力。正因为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驰而不息纠正“四风”、改进作风,才最大限度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心、信任与信赖。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以上率下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紧紧扭住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风”,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问题,刹住了“四风”蔓延势头,带动了社会风气整体好转,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持续改善,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大大增强。
对于五花八门却多方躲避群众监督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我们党以一严到底、寸步不让的果敢坚决遏制;对于看似无形却深深困扰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是多管齐下,力求标本兼治。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被写入十九大党章,到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将“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升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保证全党集中统一、令行禁止”的新高度,从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多处涉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处理规定,到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意见全面启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攻坚战不断深入。
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腐败”,在党和群众之间打上了一堵无形之墙。正因如此,党中央始终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高度,来看待群众身边的“微腐败”问题,并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从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强力整治基层“雁过拔毛”式腐败,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开展扶贫、民生、涉黑涉恶腐败、移风易俗等专项治理。一项项部署,一条条要求,都是为了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切实解决群众的痛点、难点。
从“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们党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就是一切成功之源。
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
自始至终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过程
新中国诞生之际,董必武收到家乡子侄来信,要求在新政权里谋职,董必武回信怒斥,“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个人穿、吃、住,不能额外开支。说明这点,使你们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同!”
诚哉斯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再也不是封建王朝之“天下”,而是亿万人民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领导这个国家的中国共产党与封建统治者有着本质区别,也截然不同于近代以来轮番登场的各种政治力量。
这是一个以先进思想为旗帜,以人民利益为宗旨,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思想高度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先锋队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团结在一起,在漫长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纪律砥砺锻造党员干部队伍,清除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因素,形成无可比拟的巨大组织优势,成就了“史上最牛创业团队”。
严字当头、一严到底,无疑是贯穿我们党管党治党全过程的主旋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要求入党者十分踊跃、人数众多。新党员给党增添了新鲜血液,但也带来一些问题:不少人思想作风不纯,有人甚至抱着投机心理蒙混入党,一些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老党员以革命功臣自居,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懈怠情绪,有些基层干部为完成征粮、收税等任务,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引发群众不满。党中央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通过多次整党整风,严厉打击各种旧官僚陋习,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群众。
1950 年,一篇署名“申峰”的抗战老干部剖析文章引起强烈反响。文章写道:革命事业已成功,和平已经到来,革命功臣们应该享受一番了。特别在进入张家口以后,看见城市里花花绿绿,高楼大厦、沙发地毯、小汽车、大饭馆、影剧院、女学生等,都吸引人。我想:这些哪种不需要呢?可以说没有一种不需要。抗战七八年,又没有老婆又没钱。要捞到这些,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吗?从那时起,脑子里经常盘算着如何达到这些目的,整日里就混混沌沌,不做工作,使工作陷于了停顿状态……这是何等真实的剖白,又是多么深刻的警醒。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给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党中央高度重视,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从十三大正式使用“从严治党”的表述,到党的十六大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完整写入党章,“从严”的态度异常鲜明果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从严治党”前面加上“全面”二字,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不仅意味着我们党赓续“严”的基调,而且为从严管党治党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致黄炎培的信中写到,人民内部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
2017年1月,《求是》杂志第一期节选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其中一连用“六个从严”回顾了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做法和经验,要求“全党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可谓言之谆谆、意之切切。
试看十八大以后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丰富实践,“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老虎’‘苍蝇’一起打”,“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党中央坚强的定力、顽强的意志,强烈的担当、深沉的使命,世所罕见,取得的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进入十九大以后,压倒性胜利之下,我们党没有丝毫松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重整行装再出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顺应党心民心,“严”的要求贯穿新时代伟大长征路,正在为并将不断为不争的事实所证明。
破解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世界性难题——
不懈探索练就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968年10月1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用黑体字排印引用了这句话。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社论,次日又在第一版发表了这句话。在全国执政近20年后,对于权力从何而来这一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进行了阐释。这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警醒,也是一次庄严的公开宣示。
如何对待权力,是所有执政党必须直面的关键课题。古往今来,多少朝代更替,多少兴亡盛衰,都警示着人们,权力是最强的腐蚀剂,倘若不受监督,便可能如同王水腐蚀金铂一样腐蚀人心、消磨意志。对任何政党而言,权力的考验都不会例外。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945年那场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充分彰显了一个先进政党的远见卓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句穿透时空的谆谆告诫,为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管权限权奠定了主基调。
1954年,时年25岁的申纪兰代表山西平顺西沟村的村民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乡亲们给她的最大嘱托就是“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在毛泽东的名字后面画圈。为了这个嘱托,她每天晚上都要认真练习画圆圈。2018年3月5日,这位89岁的农村妇女代表再次赴京履行代表责任,成为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至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质朴的话语蕴含着最深刻的道理。
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不止于此,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在党的领导下,各方监督资源、多种监督力量被有效整合起来,以他律促自律,以加强外部监督强化党的自我监督,核心目标是管住权力、管好权力。
我们党极其清醒地意识到,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必须强化自身监督。
以上率下、以身作则,是我们党加强党内监督的一个鲜明特点。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从中央做起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接受党内监督的要求被反复强调。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实行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接受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监督制约;2018年初,中央政治局同志首次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为全党树立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自觉接受监督的典范。
2013年12月2日,美国微软网络英文网(MSN)登载一篇题为《中国惩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慵懒官员》的文章,立即引发美国网民发帖热议,有的干脆称“我们美国人怎么也能有个‘中纪委’呢?看起来这个主意了不起。”
这个“了不起”的机关,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成立的。2003年2月召开的十六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明确,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党的十九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纪委的职责任务在党内根本大法中得以确认。一路走来,各级纪委忠诚履行监督职责,成为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
曾任中石化董事长的苏树林,在2014年中央第三轮巡视进驻中石化时已调任福建省省长,尽管自作聪明紧盯巡视组一举一动挖空心思“提前应对”,却仍难逃被挑落马下的命运……党的十八大以后,巡视监督、派驻监督各项改革密集推进,让党内监督的“利剑”锋芒毕现、“探头”越擦越亮,也让越来越多的苏树林们感到“在劫难逃”。特别是随着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包括此后党中央修订巡视工作条例、纪律处分条例等,监督的制度笼子越织越密,也使我们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对加强自身监督的规律性把握越来越准确而深刻。
2018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揭牌,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实现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把我们党对党和国家自我监督这一国家治理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探索和实践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
遥想抗战中期,一行美国记者从延安采访结束回到重庆,向宋美龄盛赞共产党人的正直、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宋美龄沉默了几分钟后说:“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如今,我们党已经在全国执政70年,可以说遍尝了权力的万般滋味,却依然保持自我革命的意志和斗志。也许,宋美龄永远也不会想到,中国共产党人无论身处哪个历史阶段,都会始终牢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权力中尝到的,是责任、担当和使命。
70年后再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将如何面对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意味深长、尤须全党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