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这场历时十年之久的内乱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面对严峻局面，从揭批“四人帮”、着力拨乱反正，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否定“两个凡是”，再到恢复发展国民经济、酝酿改革开放……党中央把握时代大势，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走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困局，推动实现伟大转折，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镜头1

审查审判“两案”：拨乱反正维护民主法制

从天安门东地铁站出来，沿长安街南侧前行百余米，折进一条巷子，便是正义路。39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解放军代表，受害者和家属代表千余人走过这条路，走进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1981年1月25日，经过两个多月的审理，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作出终审判决，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10名主犯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这场“历史的审判”，终于有了一个公正完满的结果，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和赞誉。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进行宣判。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着力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秩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拨乱反正，彻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行，全面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强烈意愿。

1979年7月，党中央批准成立“两案”（即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审理领导小组，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领导同志组成，作为领导和指导依法审理“两案”的权威机构。

“案子时间跨度大，牵涉人数多，案情复杂，难度极大。”据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回忆，起初审查工作分别由三个组承担，一组负责审查林彪集团专案，二组负责审查“四人帮”集团专案，三组负责审查陈伯达专案。

审理“两案”，最基本的前提是弄清事实。当时，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指出，“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与本人见面。”为做好这些工作，审查人员进行了大量内查外调、提审、核实材料、完善证据等工作，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还先后召开5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

对这一点，当时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的秘书，后来担任中央纪委常委的祁培文深有感触。他回忆，调查中，有人怀疑康生在敌占区曾被捕叛变，王鹤寿说，“一定要查出确凿证据，没有证据不能写入调查报告。”当时担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的彭真，亲自认定过的文件材料足足有1米多厚，对这些材料、原件，他一件一件地翻阅，哪怕是一个批示、一张照片、一个字据都不放过；听汇报时，连发生在一天里的事件中的某个时刻也不放过，漏了就追问汇报者。

既实事求是，也不忘落实党的政策。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对“两案”审理的方针是教育挽救大多数，打击惩处极少数。中央纪委原六室副局员许毅曾参与审理某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案子，其主要问题是在接待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时发生的。

“我们认真研究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认定他确实是有错，在当时虽说是执行上级命令，但只要按规定执行就行了，不应该讨好林立果他们，主动向他们溜须拍马。考虑到他诚恳认错，态度也挺好，我们认为也可以不处分。后来我们向领导报告，领导就找他谈话，他对自己的错误认识比较深刻，领导也同意不给处分。”许毅回忆，在与省里做了工作并向中央书记处请示报告后，中央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两案”审查任务完成。1980年2月，中央决定，结束党内审查，追究“两案”主要涉案者的刑事责任，交由司法机关审判。最终，这伙反革命罪犯受到了法律制裁。这一结果对当时拨乱反正，澄清党内外、国内外关心的一些重大是非，对推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参考了《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做纪检工作》等文章以及《辉煌历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三十年》《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等书）

镜头2

经济特区的诞生：对外开放迈出坚实步伐

1979年1月31日，大年初四。北京城里，浓浓的春节氛围还未散去。这天上午，一辆黑色小轿车载着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招商局集团副董事长袁庚向中南海驶来。为让国务院领导同志了解并支持招商局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意图和计划，两人要向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工作。

几句拜年话后，李先念一上来先问起招商局的情况，袁庚的汇报就从招商局的发展开始。这距他接手招商局才过去几个月。那时，已逾耳顺之年、担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他，被部党组委派赴香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

在汇报了招商局的发展情况后，袁庚说，招商局目前全部资产仅剩1.3亿元，已到了非变革不能图生存的地步。他并非空口无凭。汇报前，他已在招商局调研了几个月。当时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招商局外派干部想发挥专长却处处受限，出门必须有两个人同行，几千元开支都得经北京同意。眼看着当时香港飞速发展，他们却啥事都不能做。

如何破局？袁庚首先争取到了中央领导和交通部领导同意放权、让招商局“放手大干”的支持。同时，他开始谋划招商局未来发展。汇报中，他建议把香港的有利条件如资金、技术和国内条件如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听了他的想法，李先念连连点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用，不仅要结合广东，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连起来考虑。”

中央这样考虑，前期是作了工作的。早在1977年，国务院多个部委和广东省领导先后到广东宝安调研，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宝安、珠海建成供应港澳鲜活农副产品的出口生产基地。1978年4月，国务院派出港澳经贸考察组对港澳地区实地考察，建议把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1978年，华国锋、邓小平、谷牧等中央领导同志密集出访西欧、日本等国，从中看到了中国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发展自己的机遇，坚定了开放的决心。

这时，袁庚从自己文件夹里拿出一张地图展开，细心指着请李先念看，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

李先念仔细审视着地图，目光顺着袁庚手指的移动，从香港移到了西北角上广东省宝安县新安地界上，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他接过袁庚递过来的铅笔在地图上一画：“就给你这个半岛吧！”袁庚紧张而兴奋地看着李先念手中的铅笔在地图左上角，宝安县南头半岛根部，用力画了两根线条。最后，他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

汇报最后，李先念代表中央签批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两天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召集有关部委开会商议落实，各方同意在蛇口办工业区。

回程的车上，袁庚一直看着李先念画过的那张地图，在蛇口南部画的线条，就像决战总攻命令，让他感到既惊喜又愉快。而就在蛇口工业区从构想到建设的时候，一场改革开放的春潮从南海之滨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保守封闭的中国。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改革开放大幕。1979年1月，广东省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4月，当广东省委提出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设置出口加工区的设想时，邓小平立即给予支持：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5月，“出口特区”被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就这样诞生了。

（本文参考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袁庚传·改革现场》《蛇口传奇——袁庚开发蛇口的故事》等书）

镜头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伟大转折开启新的时代

1978年12月22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与会代表举手通过会议公报。

在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原团长何训祥的记忆中，1978年12月18日那天刮着寒风，他和战士们提前一小时起床，参加在京西宾馆的一个重要会议的警卫执勤任务。上午8点多，当看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进入宾馆会场后，何训祥感受到了这次会议的分量。

张丽华当时是宾馆的服务员。那天清晨5点，闹钟刚响两声，她就爬了起来，随后和一帮姐妹们赶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布置会场——摆茶具、叠毛巾。她还注意到，那天中央领导入场的时候，掌声特别热烈，足足有3分钟之久。

历史的不平凡，往往就集聚在细节中。直到后来，何训祥、张丽华才知道，这次重要的会议就是开启国家新命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转折”在于，这次全会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使我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张丽华记得，会场上，每个代表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记。小组讨论会上，代表们更是畅所欲言。何训祥也记得，会议休息期间，与会代表三三两两走出会场，在院子里散步。有的边走边讨论，有的边说边用手比划，有的不停地抽烟，显然还在思考……每个人脸上都是精神焕发。

短短5天的会议，内容非常丰富。农业、经济、民主法制、处理“文革”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及历史遗留问题、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等，都在这次全会上得到讨论。

如此众多关涉大是大非的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讨论通过，实际离不开之前一次重要会议的铺垫。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党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本来要讨论经济工作，但因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在真理标准等问题上几次思想交锋，使会议议程发生改变。会议最终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但中央工作会议更大的成果在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强调“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正如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评价的，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它实际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按照惯例，全会闭幕要发表公报。当时，很多人都希望从公报中探寻中国的“下一步”该怎么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胡乔木参与了公报的写作修改。据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胡乔木提出公报要“真正反映出这个会是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并对公报整个结构提出设想，既讲会议概貌，又讲经济，包括工作重点转移、农业、计划等，还要讲真理标准讨论问题，讲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讲解决了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讲民主和法制……胡乔木认为，这样“公报可以答复世界上的很多问题，既使人家看到我们纠正了错误，又提高了党的威信，看到我们是有希望的”。

全会闭幕会上，代表们一致举手通过了会议公报。12月23日晚8点，公报全文播出，在当时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新长征起到了巨大鼓舞作用。会后，无论是张丽华还是何训祥，抑或是其他人，都深切地感受到变化。让张丽华兴奋的是，她们服务员可以烫头了，上班时候已换上了漂亮的套裙，自己不上班的时候可以穿大喇叭裤了……这些都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1979年春天，何训祥回老家发现，父老乡亲们开始包产到户，屋里有粮食，开始常吃白面、常买肉吃。而更多经历漫长动荡的人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本文参考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史必修课》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