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中国作协名誉主席、原文化部部长、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艺术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对我个人来说，本身就是件激动人心的事，我的命运、生活，和共和国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

我出生3年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北京。当时，我家住在阜成门（那时候叫平则门）附近，很多日本军队带着枪和军犬，老百姓被要求向他们行九十度鞠躬礼。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日本军队强制要求我们小学生背诵口号，其中专门有要“剿灭”共产党的内容。这件事反而给了我一个教育，就是觉得共产党不一般，因为共产党是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

70多年前的1946年，我有幸认识了著名党史专家李新，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道理，发现看问题的全新视角，有如醍醐灌顶。1948年10月10日，我被吸收入党，这一天，我还不满14岁。从此，我的命运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结合到了一起。

共和国这70年，一直是我作品关注的主要内容与主要题材。我的第一部作品《青春岁月》，写于1953年，当时正值共和国成立4周年，19岁的我作为一名青年人，描写了一群中学生的成长历程和命运改变，及他们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的感受。这批人赶上了历史大变革，他们那些不无天真和幼稚的举动，反映的是古老中国命运的改变。

1956年，我写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有人曾说，这篇小说是《青春万岁》的延伸，反映的是那些带着几分天真，带着几分理想，也有某些困惑的建设时期知识分子的形象，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后来的《活动变人形》，写的是旧中国灭亡，人民革命的必然，对共和国的期待。

当然，我专门写过关于共和国发展历程的“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写新中国成立初期既单纯又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生活状态；《失态的季节》是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历史风暴的原始面貌；《踌躇的季节》以六十年代初所发生的故事为背景，写那一时期的迷茫与清醒、调整与提高……《青狐》虽不在“季节系列”里，但实际上写的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故事。

2019年，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这一年，成了我写作的一个小高潮。我先后发表了《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邮事》等多篇小说。另外，我马上要出版一本关于列子的书。我现在还在研究荀子，颇有心得。我觉得传统文化可以陶冶人的性情，让人做一个比现在的自己更好的人。我突然有了一种很牛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我年近85岁，但我还是劳动力，而且是一线劳力，这是件很使我高兴的事。

我还有个最真实的想法，即使这次国家荣誉称号没有我，我也会以同样的心情欢呼70年国庆的到来，欢呼这些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颁发，这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以及各领域各行业人士奋斗成绩的肯定。与研制国之重器的大科学家、解放军战斗英雄相比，我所做的事情是很微薄的。因此，我还要加油，尽我的努力创作更多作品。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大地沧桑巨变，我们的国家有了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发展。对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我有两个最大的愿望，一个是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上更为先进的国家，在思想文化、运作生产、经济发展、道德风尚等各个方面先进的国家。另一个是人的全面的提高、全面的发展。我希望在人的教育、品德、修养上，甚至人的风格上有新的提高和新的模样，人们有更加先进、更加开阔的思想和视野，有更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的精神、科学的精神。（本刊记者曹雅丽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