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东欧和苏联发生剧变，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制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系列特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突如其来……面对严峻考验，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凝聚起了战胜各种挑战的强大力量。

镜头1

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总设计师的一张王牌

1990年春节，上海下起了中国南方并不常见的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给人一丝惊喜。在上海西郊，一座绿荫掩映的宾馆内，已经卸任的邓小平正在上海过春节。自1988年开始的连续七年春节，邓小平都是在上海度过的。而1990年的这个春节，对上海乃至全中国来说，注定是不同寻常的。

此前，国际局势出现了大动荡，东欧和苏联发生剧变，中国国内对改革开放出现了不同声音。1989年政治风波后，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中长期贷款的渠道被关闭，海外投资者犹豫观望，来华外国投资减少75%，对外开放政策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到来前，在作出改革开放决策11年后，中国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廓清眼前的迷雾，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改革开放没有错，要坚持对外开放，把国门开得更大。他讲道：“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1989年5月3日，上海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成立。

作为一种战略布局，邓小平开始思索改革开放的下一步突破点。他把视线投向了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所处地理位置的辐射面也很宽。在上海期间，邓小平特别向上海市领导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开发浦东是上海人民多年的愿望，但囿于各种条件，很长一段时间内，浦东的开发并没有付诸实施。1990年2月13日晚，邓小平乘专列离开上海，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谈到建议开发浦东时，邓小平用略带遗憾的口气对上海市领导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多次对中央领导同志谈及开发开放浦东。他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其中之一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酷爱打桥牌的邓小平还打了一个比方：“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0年4月18日早晨，浦东本地居民就像往常一样起来，生火做饭，之后匆匆地赶去上班。

那天阳光明媚，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大会上午8点30分开始，李鹏讲了一段庆贺的话之后话锋一转，代表中央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开发，并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称，这是我们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个重大部署。

5月2日，中英文对照的浦东开发办公室指路牌竖立在延安东路隧道出口处。第二天，浦东大道141号，在一幢曾是黄浦区浦东文化馆的两层旧式楼房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举行挂牌仪式。楼房刚刚修葺一新，虽然因下层曾是仓库和浴室，阴暗、潮湿，还散发着阵阵霉味，但是参加挂牌仪式的人们满怀干事创业的激情。

浦东开发办公室的第一位客人是从香港匆匆赶来的商人姚伟权。听到开发浦东的消息后，老家在浦东的姚伟权立马飞回来，要在家乡投资办厂。5月3日，近百名来自日本、法国、加拿大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投资者来到浦东大道141号。到了6月1日，已经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批客商走进浦东开发办公室。接待人员平均20分钟要接待一批客商，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

开发开放浦东这一“大动作”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7月15日，《纽约时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长篇报道《中国告诉世界：我们还在“场”上》。记者纪思道在文章开头写道：“中国正在建立亚洲的金融中心，同时向世界证明，它仍然未关闭对世界的大门。”

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第一家外资银行、第一个保税区……从1990年春天邓小平拍板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后，中国的很多个第一在这里诞生。浦东，成为撬动改革开放的一个新支点。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逐渐走出阴霾，进入了又一个崭新的春天。

（本文参考了《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上海改革开放史话》等书）

镜头2

抗击突如其来的“非典”：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2003年1月2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报告，河源市有2名重症呼吸病人，而且感染了8名医护人员。很快，中山市也报告出现了类似“怪病”与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1月23日，广东省卫生厅发出通告，称“不明原因肺炎”已经在全省多个城市发生。

3月，这一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的疫病，在华北地区传播和蔓延。3月底，中国内地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1190例；4月底，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460例，并且已波及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呈爆发状态。

迅速增多的“非典”病例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情绪，借助于短信，小道消息铺天盖地，人们对这个来路不明的怪异“幽灵”做着种种恐怖性的猜想，在各大药店门口，跟风抢购药品的人们排起了长队，街道、商场却一片萧条。“非典”疫情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2003年5月10日母亲节，哈尔滨市复华小学的李太星和妈妈刘一梅(省医院“非典”隔离区护士)隔窗相望，母亲看着思念的儿子，久久不肯离去，太星为妈妈带来的千纸鹤还在风中飘曳。

面对严峻考验，党中央总揽全局，沉着应对，迅速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果断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中央财政拨出巨额专款设立“非典”防治基金，国家安排巨额资金建设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时成立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迅速建立完善公开透明的疫情报告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界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设在正义路2号北京市委院内的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是北京抗击“非典”的前沿指挥所。为了加强决策的针对性，联合工作小组会议隔日一次，基本都安排在晚上。朦胧的夜色中，各路负责人匆匆赶到市长会议室，通报前两天的情况，布置后两天的工作，所有议题都浓缩成6个字：问题、办法、落实。会议室里有疲倦的面容，有嘶哑的声音，更有“没问题”“现在就落实”这样坚决的回答。一项项果断的决策，一道道及时的命令，从这里传出……

4月21日，在北京“非典”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北京市决定建立世界上最大的一级传染病医院——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当天晚上决策，第二天建筑工人进驻工地，第五天结构工程和基础工程完工，在7000多人连续奋战7个昼夜后，一座占地122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拥有1000张病床的医院全部建成，并于第八天正式启用，创造了“小汤山速度”。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广大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在医疗机构、疾控中心、科研院所、学校、工地、市场、社区、村落，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说这话的，是当时已经6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非典”爆发后，该研究所成了“非典”救治的技术核心与攻坚重地。面对可能会被传染的危险，钟南山毫不犹豫地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

短短几天时间，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便接收了21位危重病人。钟南山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人，制定治疗方案，甚至抓起人工气囊为病人输氧。在他的带动下，医院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哪里有艰险，哪里就有共产党人的奉献。“战斗已经打响，我怎能离开？”山西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梁世奎牺牲时还挂着听诊器；年仅39岁的广州胸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陈洪光以身殉职，还献出遗体继续他的未竟事业；解放军302医院74岁的老专家姜素椿抢救“非典”患者被感染，执意要求注入“非典”患者康复期的血清，“为防治非典闯条路”……

坚决果断的工作部署、公开透明的情况通报、不断扩大的防治成果，有力消除了社会上的不安、恐慌、猜疑情绪，让人们鼓起了团结一致、战胜疫情的勇气。大家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筑起了抗击“非典”的铁壁铜墙。平时几乎从不做家务的珠宝店老板王兰主动请缨，在北京佑安医院做了一个月的义务保洁工作；一位靠捡拾和卖废品生活的人，捐赠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1000元钱……

经过全国上下的不懈努力，“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从4月30日起，北京市的疫情开始小幅回落；5月2日，新增“非典”确诊病例数首次跌破100；6月2日，北京疫情统计首次出现新收治直接确诊病例、疑似转确诊病例、死亡人数三个零。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这标志着我国抗击“非典”取得了重大胜利。听闻喜讯，很多人不禁感慨那天“北京的天空格外地蓝”。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春天。它见证了党中央的坚强有力领导，见证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伟大精神。

（本文参考了《决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北京全面抗击非典型肺炎纪实》《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论抗击非典的伟大精神》《群众路线的变奏曲——2003年抗击非典回眸》等文章）

镜头3

把生命奉献给事业：奋斗在一线的纪委书记

2008年5月12日，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突袭我国四川等省。顷刻间，房屋倒塌、瓦砾遍地，当地群众被灾难的阴霾笼罩。抗震救灾，成为党和国家的当务之急。

地震发生后第二天，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地震重灾县之一的四川省南江县，一个瘦弱女子的身影出现在燕山、高塔、八庙等乡镇中。她不停地咳嗽，有时连喘气都困难，却依然踏着瓦砾碎石，带着十几个人一户一户核查灾情，组织转移安置群众，帮助房屋倒塌的农户搭建帐篷……

她是南江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王瑛。当时的她，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

时间的指针拨回11年前。1997年12月，组织打算安排时任巴中市纪委信访室主任的王瑛去南江县担任纪委书记。那时的南江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王瑛二话没说就走马上任，一干就是11年。

做纪检监察工作不容易，对于一名女性，在一个集革命老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于一身的小县做纪委书记，更难。对此，王瑛选择了坚守与奋斗。

面对腐败分子，她是敢于动真碰硬、眼里容不得沙子的“黑脸包公”。不惧威胁、不理说情，大要案件亲自查，重要证据亲自取，关键时刻亲自上。在南江，她牵头查办大要案件、疑难案件、典型案件达50多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面对老区人民，她是惦记群众冷暖、为民排忧解难的贴心人。看到对口联系的上两乡村民蹚水过河，她立即协调建起一座桥；发现从事搬运工作的“背二哥”晚上只能露宿街头，她和其他县委领导协调建立了由政府补助的宾馆，给了他们一个“家”。

面对纪检监察事业，她是刻苦钻研、大胆创新的实干家。经过实践，她探索出为民服务零距离、干群关系零隔阂、监督监察零空档、案件查处零搁置、再塑形象零起点的“五个零”工作法，为纪检监察工作更好服务经济建设找到了新途径。

王瑛选择把自己奉献给事业，却牺牲了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据她的儿子张然介绍，在南江工作时，王瑛每周才能回一次巴中市，一旦忙起来经常很久都见不到。

王瑛与儿子张然的合影。

2006年，王瑛来到南江的第十个年头。那年7月，南江遭遇特大旱灾，王瑛冒着酷暑在抗旱一线连续奋战10多天，几次昏倒，随行的同志强行把她送进医院。检查结果震惊了所有人：肺癌晚期。

张然至今仍深刻地记着母亲给他打来的那通电话。得知检查结果后，王瑛拨通了放假在家的儿子的电话，一下子哭了出来。但没过多久，她就镇定了下来，她告诉儿子，不管身体怎么样，自己是国家干部，工作要搞好，要对党和政府负责任。

结束3个疗程的治疗，王瑛坚持回到了岗位。巴中市委准备给她安排个轻松点的工作，王瑛谢绝了。她说：“我知道我没有多长时间了，干一天算一天。我热爱纪检工作，愿意在岗位上坚持到最后。”

“5·12”汶川地震救灾期间，资金物资使用量很大，并且涉及多个领域和环节。作为县纪委书记，王瑛拖着重病的身体，组织召开纪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先后牵头制定了12个有关抗震救灾方面的纪律规定。她还在重灾乡镇集中设立现场投诉点，认真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的有力监督，确保了南江2.37亿元抗震救灾资金、32万套衣服、8000床棉被和2000吨其他救灾物资都及时发放到灾民手中。

然而，谁能知道，始终生龙活虎地奋战在一线的王瑛，病情却在不断恶化。2008年11月27日，在前往重庆治病途中，王瑛带着对未竟事业的牵挂和遗憾，永远闭上了双眼。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正因为有无数像王瑛这样的党员干部，把自我价值同事业、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忘我拼搏，不懈奋斗，我们党才能在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母亲虽然离开了，但在张然看来，她对自己的影响一直都在。张然说，母亲在世时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不能多拿国家一分钱。大学毕业后，张然本来可以接受照顾留在北京，但他都婉拒了，回到了四川。“我不会因为母亲，而接受任何优待，我相信凭我自己的努力，到哪里都会做得很好。”

2014年，张然离开待遇优厚的金融机构，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公务员，先后在南充市商务和粮食局、南充市政府办公室、成都高新区、成都市发改委等多个岗位接受历练。“我的这个选择也是在无形中受了母亲的影响，把个人对国家的价值看得更重”，张然说。

去年5月，张然参与了成都市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改革攻坚计划的起草工作，2个多月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前期开展专题大调研，他和同事一起到各区（市）县实地走访学习、听取企业经营者的意见建议、组织产业功能区开展座谈交流，把全市产业的“家底”摸得清清楚楚，把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弄得明明白白。7月的一天，张然在单位修改完文件稿已是凌晨，回家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张然没有开车，也没有带伞，到家已经2点多，全身都湿透了。

这件事让张然感触很深。他说尽管自己的岗位十分平凡，但母亲教会他无论做什么都要甘于奉献，都要怀揣着一份对事业、对国家沉甸甸的责任感。

今年8月30日，张然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第一届四川省监委特约监察员。作为纪检监察干部的儿子，张然通过这条纽带，又和母亲以及她热爱并奋斗过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9月25日，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王瑛作为纪检监察干部的优秀代表，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张然说，这对他也是一种激励与鞭策，“我会将母亲的精神装在心里，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李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