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人民立场，书写人民史诗，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在党的文艺事业百年征程中，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初心。97岁高龄且拥有74年党龄的新中国首位女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小瑛，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放弃学医奔赴解放区加入文工团，到站上国际专业歌剧舞台、成为首个亮相海外歌剧院的中国指挥；从百废待兴之际重建中央歌剧院，到扎根闽南热土创办厦门爱乐乐团、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从首创普惠大众的歌剧导赏“郑小瑛模式”，到深耕数十年“洋戏中唱”译配工程、搭建本土化歌剧传播体系……她的人生既是一部中国歌剧、交响乐事业发展的史诗，更是艺术为民理念最生动的注脚。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刊记者专访了郑小瑛，聆听她跨越70余年的从艺历程、党员初心与人生思考，读懂一名文艺战线老党员与时代同行、以乐为民的赤诚与坚守。

　　著名指挥家、教育家，“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厦门爱乐乐团创团艺术总监。代表作品有《土楼回响》及中文版歌剧《卡门》《茶花女》等 。‌‌

　　“艺术的根必须扎在人民之中”
　　——革命铸魂，音乐为民贯穿一生抉择

　　记者：您出身优渥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期许您学医立身，为何毅然弃医投身革命文艺事业？这段历练，如何奠定您终身坚守并践行“音乐为人民”的初心？

　　郑小瑛：我1929年生于上海，父亲是福建永定客家人，早年留学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母亲是四川巴县人，是中国第一代女子体育教师，他们都是爱国知识分子。我从小学习钢琴，但父母并非想把我培养成职业音乐家，而是为了提高修养。他们希望我学医济世、安稳立身。1947年，我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金陵女子大学读预科期间，亲历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使我深刻意识到，个人安稳的学医理想，救不了风雨飘摇的家国。怀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我冲破阻力参与游行，并在地下党支持下组建民歌社，传唱解放区歌曲。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我瞒着家人奔赴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从此投身革命文艺事业。起初，我只是帮文工团的战友们纠音教唱，从指挥十几人的小合唱，到带领上千人的大齐唱，是革命激情和群众的需要促使我登上了指挥台。在解放区，我系统接受了革命人生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彻底明白了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艺术的根必须扎在人民之中。因此，“音乐为人民”就成为我70多年始终坚守并践行的初心。

　　记者：您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数不多公派留苏的文艺人才，更是当年唯一登上外国国家级剧院舞台的中国女指挥。组织选派您赴苏联深造，为您服务祖国文艺事业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郑小瑛：理想和抱负要有真才实学才能实现。我在音乐道路上的每一次成长，都离不开组织的培养。1952年，在全国抽调优秀青年干部上大学的浪潮中，组织看中我在革命文工团的工作经历，保送我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在校期间，我入选苏联专家杜马舍夫主持的全国首个合唱指挥班，成为班里唯一女学员，系统研习专业指挥技法。1960年，组织再次选派我赴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跟随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安诺索夫教授学习交响乐与歌剧指挥。留苏学习经历夯实了我深厚的音乐理论根基，也为我日后驾驭宏大的交响乐与歌剧作品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底气。1962年，在资深指挥巴因老师的破例举荐下，我突破苏联“学生不得登国营歌剧院正式舞台”的硬性规定，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成功指挥公演歌剧《托斯卡》。终场幕落，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新华社发通讯稿，称我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人”。导师安诺索夫曾撰文预言我在祖国交响乐事业中的辉煌未来。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耀，它是新中国文艺站起来的一小步，是组织托举的成果。

　　记者：1956年，您参与创建国内首个指挥系；1963年留苏归国后，您回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您是如何将“音乐为人民”理念贯穿教学体系的？

　　郑小瑛：当年央音指挥系实行五年制培养方案，一年级全部以合唱教学为基础课程。我硬性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前往基层业余合唱团实习，就是要磨掉年轻人身上的虚荣心，学会面向普通群众演绎音乐。多年间，我们培养出吕嘉、俞峰、吴灵芬等大批优秀指挥。于我而言，讲台和排练场同样是服务人民的阵地，培育一代代心怀大众的青年音乐从业者，就是践行文艺为民最长久的方式。我常告诫后辈，所有名望、荣誉、头衔，都是时代、国家和人民给予的鼓励，绝不能当作炫耀功绩、追逐名利的资本。旧社会里，戏曲、器乐艺人饱受歧视，被蔑称“王八羔子吹鼓手”，是共产党、新中国重塑了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赋予我们“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谓，给予我们成长平台与施展才华的机会。个人名气是虚的，留给社会、人民、时代的价值才是实的。

　　记者：1978年，您临危受命参与中央歌剧院重建并担任首席指挥，其间并未中断在中央音乐学院教学工作。这种台上指挥、台下育人的双重使命，让您对文艺工作者的担当有了怎样更深的体悟？

　　郑小瑛：回望70余载从艺道路，从来不是我选择了音乐，而是革命锻造我、组织成就我、人民需要我。1978年，中央歌剧院人才断层、业务停滞，组织将重建重任交付于我们。我和同仁们从零修缮设备、手把手培育演员、逐字打磨作品。短短10年，重建后的歌剧院焕发新生，我们携中文版经典歌剧亮相海内外各大艺术节，广受赞誉。1995年，我带领“爱乐女”乐团登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舞台，有台湾同行问我成功秘诀，我告诉她，我从未刻意追求所谓“成功”，只是把每一份组织交付的任务做到极致。即便身负歌剧院重建重任，我也始终没有放下三尺讲台。我认为，深耕歌剧一线，是为了让群众看得见、听得懂，享受到优质的文艺作品；而坚守教学岗位，是为行业蓄力、为未来育才，让音乐为人民的初心代代相传。组织把我放在哪里，我就把为人民服务的坚守扎根在哪里。

　　郑小瑛指挥沈阳交响乐团演出。

　　“让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深耕美育，甘做普及经典的苦行之人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首创歌剧开场前的导赏环节，业内曾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指挥做讲解多此一举。您为何始终坚持这份额外的苦差事？

　　郑小瑛：普及艺术，本就是文艺工作者与生俱来的责任。早年我们在首钢演出《茶花女》，序曲奏响后台下依旧喧闹嘈杂，观众神情茫然，既看不懂剧情脉络，也无法感知音乐蕴含的情感美感。我深刻体会到大众与高雅艺术之间的隔阂，便决定每场演出前义务做20分钟导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梳理歌剧起源、剧情脉络与音乐主题。起初在剧院过道、前厅讲解，被误以为是“卖狗皮膏药”的，听众寥寥。后来越来越多观众慕名而来，甚至有人改签离京车票，只为再听一次完整的歌剧导赏。尽管当时业内并不支持，但看见观众渴求艺术的眼神，我坚信让阳春白雪走向大众、实现“和者日众”不是空想。数十年间，很多观众专程与我交流，说我的导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审美认知。这份来自人民的认可，比任何奖杯都重。

　　记者：数十年间，您深耕“洋戏中唱”，一字一句译配打磨《茶花女》《托斯卡》《弄臣》等多部西方经典歌剧中文版。您坚守这条普及道路的深层考量是什么？

　　郑小瑛：歌剧是综合艺术，不只听音色，更要听戏剧、懂人物、明情感。原文唱词大多数中国观众听不懂，看字幕再看舞台，常搞不清谁在唱、人物关系也理不清。有的歌唱者盲目推崇用原文演唱，认为中文演绎不够高端，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洋戏中唱”不是降格，是本土化、大众化、惠民化，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让中国观众用自己的语言理解世界经典，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配歌不同于文学翻译，须把译文嵌进原有旋律节奏，口型、音节等都要契合声乐发声规律，文学功底和音乐素养缺一不可。我呼吁更多年轻人投入这项工作，建好我们自己的中文版世界歌剧曲库。

　　记者：您主导创排的中国原创交响乐《土楼回响》斩获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唯一金奖，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这部作品承载了怎样的中国叙事？

　　郑小瑛：2000年春节回福建永定祭祖，我参观了曾被美国卫星误认作密布在闽西山区导弹发射井的客家土楼。我被土楼承载的厚重客家文化深深触动，萌生创作一部兼具民族底蕴、通俗易懂的交响乐作品的想法。经过与作曲家刘湲反复打磨沟通，最终完成了这部《土楼回响》。全曲时长约40分钟，分为《劳动号子》《海上之舟》《土楼夜语》《硕斧开天》和《客家之歌》5个乐章，以客家山歌、树叶吹奏等原生态民间音乐为核心素材，融入西洋交响乐技法，展现客家人从中原迁徙至闽西的艰辛历程、团结互助的族群精神以及开拓进取的文化性格。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传递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有广阔胸怀的“中华魂”。我清晰地记得，赴德国柏林爱乐大厅演出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要到“关公门前耍大刀”，因为德国是贝多芬的故乡，那里有耳朵最挑剔的听众。结果演出大获成功，返场持续了10多分钟。当外国观众听我们用“土话”来唱一首中国的交响乐时，零距离感受中国人的精神，我心里头就特别痛快。26年来，我们带着这部作品在国内20多个城市、世界12个国家和地区巡演77场，创下中国交响乐作品演出的最高纪录。

　　记者：您组建志愿性质“爱乐女”室内乐团、主创公助民办厦门爱乐乐团、创办非营利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从事文艺公益事业的动力从何而来？您怎么理解文艺的公益属性？

　　郑小瑛：上世纪80年代末，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市场急剧萎缩，专业音乐团体大多陷入半停滞状态。凭借着对音乐的满腔热爱和强烈的使命感，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丽和我共同发起成立“爱乐女”室内乐团，希望能让普通百姓尤其是青少年，有更多接触民族音乐与西方经典的渠道。乐团先后有来自北京20多家文艺团体和专业院校累计200多位女音乐家加盟，大家不计报酬、无私奉献，背着乐器挤公共交通，在有积水的地下室里排练，寒冬腊月在没有暖气的礼堂演出、吃冷盒饭，深入学校、厂矿等公益演出240多场。后来，我应邀南下参与组建厦门爱乐乐团、创办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初衷也是一样，希望经典音乐惠及更多普通群众。我所有的艺术选择、所有的创业坚守，动力从来不是名利和地位，而是社会需要、人民需要、行业需要。文艺天然具备公益属性、为民属性，是润心育人、涵养风气、滋养社会的公共事业，而非追名逐利的工具。

　　郑小瑛与歌剧演员在一起。

　　“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
　　——立德修身，以党员担当指引艺路正道

　　记者：1952年您光荣入党，至今已有74年党龄。党员身份如何指引您每一次人生选择与职业取舍？

　　郑小瑛：党员身份对我而言，核心就是服从与奉献。我没有所谓的“个人奋斗史”，人生道路完全依靠党组织培养，土改学习、公派留苏、岗位调配，每一次机遇都是组织给予的。没有党、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我的今天。1965 年，大型中国民族歌剧《阿依古丽》首演，老指挥黎国荃把指挥重任交给我，面对组织与前辈的信任，我拼尽全力完成任务。92岁创办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时，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译配经典、培育人才、公益普及上，也是觉得“这事得有人做”。我的座右铭是“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只要发现一件事有人需要，而我恰巧会干，就会义无反顾投身其中，不管别人怎么看。看到现在个别年轻人把入党当跳板，看重待遇名望，缺少为理想甘于吃苦奉献的纯粹初心，我感到十分痛心。既然选择入党，便要牢牢守住初心、淬炼纯洁党性，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

　　记者：您如何评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效？全面从严治党给文艺行业带来了哪些新风？

　　郑小瑛：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有目共睹。中央八项规定带来的变化最为直观，过去有些部门频繁宴请文艺界人士、大操大办吃喝应酬的现象基本刹住，各类铺张浪费大幅减少。当前，党中央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清除的是少数以权谋私的害群之马，他们的影响极为恶劣，严重损耗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还有一些党员干部贪图安逸、为官不为，必须持续整治。入党70多年，我亲眼见证党带领国家实现翻天覆地的发展，也切身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清朗环境。近年来全社会规矩意识增强，文艺圈唯流量、重排场的浮躁风气逐步扭转，评价文艺工作者越来越看作品实绩、看为民贡献。有了风清气正的创作环境，大家才能把心思用在打磨艺术作品上。

　　记者：当下新媒体快速迭代、短视频浪潮席卷，文艺传播形式发生深刻变革。面对全新传播环境，您对新时代青年文艺工作者有何叮嘱与期许？

　　郑小瑛：时代在变、传播方式在变，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永远不变。文艺工作者光有技术远远不够，心怀家国、扎根人民才是立身之本。如今短视频、新媒体蓬勃发展，文艺传播门槛降低、渠道多元，既为艺术普及带来新机遇，也滋生虚荣拜金等不良风气，容易误导青年从业者。人民艺术家，“人民”二字重逾千斤，要守住文艺本心与从业底线。我希望青年文艺工作者摒弃浮躁功利之心，不追逐鲜花掌声、不贪恋名利流量；坚定文化自信，摒弃盲目崇洋的片面认知，深耕中国文艺沃土、走好中国特色艺术道路；坚守职业操守，敬畏经典、敬畏舞台、敬畏观众，坚决抵制假唱假奏、随意改编经典等乱象。同时主动拥抱新的传播载体，占领阵地，让优质文艺作品浸润更多群众。

　　记者：如今您已97岁高龄，未来还有哪些计划与心愿？

　　郑小瑛：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驻守排练厅、站上指挥舞台。未来最大的心愿，就是深耕“洋戏中唱”事业，再完成两至三部西方经典歌剧的中文译配，持续完善本土化歌剧艺术体系，为国内各大歌剧院留存一批可传承、可普及、可惠民的经典作品；同时继续坚守线上线下讲台，运营好乡间音乐课堂，发掘和培育基层青少年音乐人才。如此，便是余生最大的圆满。（本刊记者曹雅丽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