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史册，王朝兴衰更替，如走马灯飞旋，令人眼花缭乱。诚如黄炎培当年与毛泽东论王朝周期律时所提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透过现象看本质，无非是失于“廉”，败于“腐”，灭于“乱”，然后改朝换代，周而复始。

　　商纣王本来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因有恃无恐不能正己而失廉。他专横跋扈，沉迷酒池肉林，大兴奢靡之风，荒淫无度搞腐败，刚愎自用害贤良。最后在牧野之战被周武王战败，自焚于鹿台，商朝遂告覆亡。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守廉拒腐，此后备受重视，却屡败屡战，充分说明“廉”的“知易行难”。

　　《周礼》上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这“六计”，分别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考核官吏政绩有六项标准，即清廉且善于办事，清廉且推行政令，清廉且谨慎勤劳，清廉且公正，清廉且守法，清廉且明辨是非。六项标准内容不同，但均冠以廉、以廉为本，体现出清廉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此后，管子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率先把“廉”作为国家兴亡成败的四个关键词之一，提升到“国之四维”的高度来加以强调。管子的廉政思想极其丰富，最有代表性的是“廉不蔽恶”，意为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主持公道、揭露邪恶，为人行事方为圆满。而管子廉政思想中尤为可贵的新意还在于提出“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管子在此对人君提出忠告：人君自身不廉，引起突发事件而变乱，就无法制止邪乱，就要出现政治危机。从现在的角度看，就是正人先正己，也就是说，要求别人守廉，自己首先要做到节俭、权不谋私，成为“肃官廉士”。当今时代，封建君臣思想已不符合我们治国理政的思路，但守廉思想中“正己”这一要求不会过时，其深刻内涵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节俭，是廉的基本内涵。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生活腐朽，奢侈之风盛行，比管仲晚约一百年的晏婴，身处浊世，但刚正不阿，心向清廉，穿粗衣，吃粗粮，居陋室，骑劣马，始终过着清贫生活。景公给他新房，他拒绝搬迁，给他金银裘皮、好车好马，他坚辞不受，景公见他的妻子又老又丑，把女儿赐给他，晏婴更是婉言谢绝。晏婴提出，公正能克制自身欲望，节俭能抵制外来诱惑，这些都是廉政的应有之义。

　　由此联想到，当今社会一些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往往就是从生活作风上打开了小的缺口，这个缺口一旦打开，奢侈就极易成习，进而使人成为金钱的俘虏。从先贤的廉政思想中，我们不难领悟到，恪守节俭对行廉正己的意义。

　　权不谋私，是守廉之要。管仲当年从鲁国乘槛车被押解回齐国时，路过边境，有封人（边境小官）得知管子将成为齐国重臣，便恭敬地献上酒食，讨好管子索要官位。管仲问：“你有什么本事和特长吗？”封人说：“没有。”管仲呵斥道：“我将来做官，是为国求才，像你这投机钻营之人，我才不会用你！”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为官要公正清廉，选人用人要出于公心。

　　在当前我们的治国理政中，权不谋私除体现在干部选拔任用时的不任人唯亲，还包括主动接受监督的勇气，如将“三公”经费公开，如实申报收入和家庭财产，等等，这亦是“吾道不寡”，古已有之。

　　管仲就曾主动向齐桓公申报公用经费开支的情况：“管仲会国用，三分之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齐桓公听后，非常钦佩并大加赞扬。由于管仲打铁做到自身硬，所以他办过一个著名的铁案，剥夺了一个作奸犯科的老贵族伯氏“三百邑”供养地特权，让伯氏过着一天吃两顿饭的生活，伯氏却“没齿无怨言”。

　　官肃士廉，则民顺天下安。管子说“廉不避恶，则行自全”，这就要求，守廉必先立廉，为公方可立廉。由此，管子进一步提出“士廉”的要求，其深意在于：既然“学而优则仕”，将来上辅国君，下牧万民，士就不能“任性”，而是要非廉不可。士廉是官廉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廉士守廉，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国历史上涌现出了官居宰相身居陋室的魏征、笑比黄河清的包拯、刚直不阿的海瑞、“古今第一廉吏”于成龙等一批为政清廉的典范。当今时代，也正是焦裕禄、杨善洲、王瑛等战斗在各条战线默默奉献的无数党员干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

　　反之，不廉之士，做官就难以守廉而终成贪官奸臣，如亦官亦盗、骄奢淫逸的石崇，招权纳贿、肆行贪污的严嵩，绝世大贪、富可敌国的和等，以及近年来落马的一批贪腐分子，他们背离宗旨，疯狂敛财，寡廉鲜耻，成为民族之害，家国之耻。

　　古人云：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贪者，政之腐也，民之贼也。为国不廉，如长夜不明；为人不廉，如朽木不材；为官不廉，如高山塌方；为士不廉，如大厦断脊。“廉”乃立国立民之大节，其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塑造着中华民族的品格，守“廉”则是一种高尚的价值取向和从政操守。只有自觉抵御各种邪恶和私欲诱惑的侵蚀，做到正人先正己，才能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做人。(龚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