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祖国永远繁荣昌盛,是我最深沉的愿望
何建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茅盾文学院院长、全国劳动模范
“中国梦实现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这样的问题,就像此刻我坐在高空的飞机上想着地面上的事,你可以自由想象、自由遨游,因为此刻的心最放松,也最浪漫。
我想,到那时,我们现在设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将实现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设想的“中国梦”在那个时候将变成现实。啊,那一刻,全中国人民将多么兴奋和骄傲!因为我们中国如梦想所期待的那样可以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了!人们的生活一定比现在更加幸福和美满。
想想那时的画面,我们的儿孙们正朝气蓬勃地迎接新的世界的到来,而年老的我们面对这个让人眷恋的世界,或许会寻问自己“有何希求”?
老实说,那个时候,我们会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某些光荣,某些自豪,因为我们亲眼看到并亲身经历了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民族,仅用百年时间,重新屹立于世界面前,十几亿人民扬眉吐气,是何等的壮观和壮丽!我们骄傲,因为我们也为这个世界贡献出了让其他国家和民族同样感到温暖的那一份力量。
对于个人,自然我也会在审视自己的一生时发出某种感叹:我没有虚度光阴,我还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使得自己的人生有很大的充实和满足……
但或许,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愿望:能够像大地上生长的一草一木一样,在大自然的阳光与风雨中生长,让一生的美好与快乐,能够永远留存;让曾经的失误与痛苦,在一场新的风雨中涤荡……因为小草和树木的生长过程,一直在向上,它们接受阳光雨露,不惧怕风雪寒冬;它们的生存只为别人输送氧气和美化环境,它们的生命总是无悔无怨地全部交给了大自然。
它们,正是那种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精神的象征。
当然,我最深沉的期待和最长远的愿望,是希望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儿孙们永远健康快乐。(2019年9月7日写于上海飞往成都的航班上)
王巨才:我们的中国梦不遥远
王巨才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原副书记、中国散文学会会长
1975年谷雨时节,我随分管农业的延安行署副专员下乡调研。副专员姓高,我们习惯叫他高专员。这次去永乡公社阿寺村,是为造园之事拜访曾经的“苹果之王”李新安。当时的延安,粮食亩产一百四五十斤,农民年均纯收入不到七十块钱,职工年平均工资也只有六百零七元,属特困地区。听了造园计划,李新安如遇知音,心中又燃起了新希望。
谈完天色已晚。回去路上,一阵狂风之后,雨来势汹汹。我走在泥泞的路上不停打滑,没走多长就跌倒爬起连摔几跤。五十多岁的高专员将一截杨木棍子递给我当拐杖使,又挽着我的胳膊。我低头一看,他那挽起裤管的腿肚上,有明显被划擦出血的伤痕……无奈中我们到高专员的大姐家歇脚。
第二天一早,晨光和煦,只见村民们正掂着䦆头铁锨匆匆前行。人们说,倒春寒过去,气候该慢慢转换了……
2015年金秋,我应邀参加国家农业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八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乘车从西安出发,一进入洛川地界,公路沿线,视野所及全是大片大片的果园。到宾馆,翻阅会议资料,里面介绍,洛川苹果面积达五十万亩,年产七十多万吨,销往全国二十八省市和亚欧二十多个国家地区;全县农村人均纯收入一万五千元,十六万户果农家家修了新房,买了小车,年收入都在一二十万以上……多年没回延安,如许见闻 ,如许情景,能不感慨万千!
我想到的当然不只李新安和高专员,还有那些在困难年代为国家前途、人民福祉,殚精竭虑、不懈奋斗的所有领导、同事、乡亲。会上,遇见当年一起工作的朋友,提到那次风雨夜行的事,都说真是够冒险的,搁现在,大不了打个手机,报个警,但那时候延安不少乡镇还没通公路,多数乡村不通电,所谓“耕地靠牛、照明靠油、通讯靠吼、交通靠走”,哪有手机啊!如此一想,这几十年的发展变化,真可叫翻天覆地了。
谁说不是呢。我不由地展望起祖国的未来、陕北的未来。中国梦实现的时候,无论是陕北高原,还是大漠边疆,无论是平原,或是山区,我笃信着,人人都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幸福美好的生活……
中国梦并不遥远,陕北人民的中国梦同样不遥远。
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正如江河行船,只要驾驭有方,风正岸阔,那么无论什么样令世人惊叹和歆羡的速度、奇迹都是可能的,都不奇怪。
曾哲:梦的路过
曾哲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曾获老舍文学奖、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等
三十多年前,我独自一人从藏北草原出来。在拉萨小休整一下,向藏东南进发。走墨脱进察隅,再准备从盐井顺滇藏线到云南。
一路总做一个梦。梦乡,招展着一面鲜红的旗帜。旌旗猎猎,或在原野或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上,偶尔还会在雪山之巅。后来发现,这个梦是我马上要读大学那年,骑车去雾灵山开始的。到达山顶的时候,东天赫赫之光,一团巨大的彤彤天体,喷薄欲出。后来的梦里,就有了这挥之不去的心旌。
我以为,梦不仅仅是前世的记忆,还是未来的再现;不仅仅是通往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入口,还是未来的走向引领。
对我来说,梦是路,路是梦。
那是个山菊初败一般的傍晚,日头掉落,天空纷扬鹅毛雪花。隘口不算很高,随便过来了;又一片缓冲的大坡,也轻松地走过。没目的走哪算哪,背着那种色调的天幕。行影是单,脚硬地软,融雪湿润。
山里特怪,嘎隆隆雪里响雷。不是响在天上是响在脚下,响在山谷里。轰的一下,像嗽嗓子,然后嘎的白闪闪,牵着霹雳,牵着凉风。有的霹雳,黄灿灿蓝幽幽还涂着一层玫瑰色。
这里的环境有意思,半天路,就从冬天走进夏季。一根儿大绳出溜下去,减掉七八里的冤枉道。只是手心,会刮撕掉丁点儿血肉。从海拔5000多米倒腾一阵儿,就到了300多米。从高寒地带,降落在热带雨林。
一阵大雨,几分钟,就把我浇了一个透儿心凉。我继续翻山越岭沿江。这不,真找到过江的桥了。
桥弯,颤悠,在江心大塌腰,还晃荡。这桥叫藤网桥,就是藤子编成的一米多高的椭圆网笼子。一长溜儿,挂在滔滔的江面上。钻进的人想稳步,身体就得摆出个十字。脚下足球大的网眼儿间,踩着有点儿像踩皮筋,两手抓挠好才敢有步子。建材,是吱吱扭扭的老藤陈荆。
江心风大,两百米的藤网桥摇摇晃晃,驻足,磕膝盖儿抖擞。抖着,竟然越抖越厉害。是身后来了一个藏族老汉。大个子,很健壮。
老汉说他叫经纬,邀我去他家作客。
一听到“家”,我就只管点头。200多天的奔波,家的模样,模糊又遥远。
大山里的夜,黑得没有方向,亏了经纬老爹向导。
他的家,马灯照得通明雪亮。木屋的火塘间真大,盘腿地板可坐下百十口子人。地板上干干净净没一点灰尘,空气中挤满了艾蒿嫩草的清新味道。光亮也被滤得柔和橘黄。贴近火边还铺了块新卡垫,火里的鲜柴冒着蓝色的火苗。
饭后,大家围着火塘聊天。他家的大姑娘问老爹:“旗子买到啦?”老爹说:“没有,真难买。人家供销社说,自打有了商店就没卖过。”
“没托个人到拉萨或者到成都去买?一准儿有!”我随口搭茬。
说完,我马上后悔了。悔得都想抽自己个儿一个大嘴巴。好几千里路,这不是忽悠人家吗。我赶紧改口道:“你们甭着急,等我出去到成都。噢,横是走不到那边,得先到昆明。到昆明也成,给你们寄过来三面五面的,或者一打。一打,就是12面。绝对一点问题没有。”接着又补充道,“打好包,裹上塑料布,再挂个号。邮局必须给送,因为是挂号的,一直送到这木楼上来。”
“真的?!”一家人异口同声。说完看着我,突然严肃起来。
“这还有假!?”他们的反应,让我有点儿拿不准了。
“不行就寄到乡上也行。也就几天的路。我去取,我去取。”老爹这时丢了矜持,像小孩子一样,还边说边为我满上酒,“几天来神山紫气,我就知道要碰到大好人了。我的名字你记住了吧?经纬!不行!这里叫经纬的多。”
“写清楚,南山口界碑家经纬,肯定可以。”二姑娘补充。
“最好是镇子小学操场上的那种软和的滑溜的。咱这里风轻。”经纬老爹软言细语,眼神儿里全是渴盼。
“是喽,是喽!”三人同声应着。
我一点儿没想到,这家人为买国旗,个个都变得如此兴奋急切。“绸子的,软乎的。我负责,一包到底。”我再一次承诺。
父女仨轮番敬酒。
乏、困、酒——主要是酒,一堆儿把我搞翻。瘫倒,大睡过去。
梦,还是那个梦。远了近了,淡了浓了。
有人捏我的鼻子。我被二姑娘拉起。她说,太阳要出来了,要升国旗啦!升国旗时不能睡觉,不然爹要生气。
“怎么睡了这么久。我能干点儿嘛?”
“要站立,要行注目礼。”
我人没动,心却在动。琢磨着,难道是个家庭升旗仪式?
我的心思,一下被她拽起,随着上到木楼的阳台。老爹和大姑娘,正手捧红旗面向东方肃穆站立。那面陈旧得发白的布质红旗,只有一块手帕大小。水冬瓜旗杆,只比老爹高出一米。山岚在青黑的山谷中很淡,一同影衬着渐白渐黄的天空。
我望了一眼东边的山,一轮红日从山的那边喷薄欲出。而此时,五星红旗在老爹手中,冉冉升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姐妹俩的歌声中,旗帜高高,太阳高高。
我心里,一动,一颤,一热。这个画面好熟悉。
看着经纬老爹黑皱的面孔。陌生又熟悉,与梦无二。
说来真巧,我去年为云南的脱贫攻坚写了一本书,就叫《经纬滇书》。结尾的一行是:经是信念,纬是忠爱。坐标永存,亘古不变。
唯有清晰的远方,唯有这份信念和忠爱,摆脱贫困这个千年梦想,才能变成脚下的路,变成触手可及的风景。
梦的路过,终成梦的抵达。
张梦伟:我的八瓣格桑花
张梦伟 河北省辛集市清河湾学校教师、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
藏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不管是谁,只要找到了八瓣格桑花,就找到了幸福。在我看来,实现梦想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普通农民。父母的言传身教、老师的精神感召,催生了我的梦想萌芽,那就是成为一名教师。1994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在辛集市一所乡村学校任教。2014年,当得知市里公开选拔教师赴西藏阿里地区支教的消息时,我仿佛听到了藏区孩子们对我的呼唤,为藏区教育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的想法油然而生,我做出了一个连自已都惊讶的决定,我要援藏支教去!
初到札达县九年一贯制学校,虽然对藏区生活的困难提早做了准备,但强烈的高原反应还是把我打得手足无措。一到冬天,这里就无水无电,更没有暖气,要吃水只能去河边弄一些带着杂草、混着昆虫的雪水。生活上的困难容易克服,更令我揪心的是这里学生的学习环境。由于缺少图书室、实验室和必要的教学器材,与内地孩子相比,这里的孩子知识基础差距明显。从他们渴求知识的眼神中,我读懂了援藏支教的意义和价值。
为了尽快融入这里,我与本地老师一起备课,一起探讨,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与本地老师的教学方法结合,探索有针对性的教学模式,从培养孩子们学习数学的兴趣入手,精心设计每一堂课。针对成绩落后的孩子因人施教、因材施教,补牢欠下的底子,班级成绩很快提升。2017年,我又争取到了为期三年的援藏支教机会,任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教务处主任,同时承担两个班的教学工作。
圆自己的梦,也帮助别人圆梦。孩子们小小年纪离家在外,缺少关爱,我把他们全部当成自己的孩子,用爱为他们的梦想护航。学生桑卓因急性阑尾炎住院,手术后醒来拉着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张妈妈,谢谢您!”让我更为感动的是,好多孩子悄悄告诉我,自己的梦想就是“长大后,我想成为你”。我还做了孩子们的“梦想辅导员”,给孩子们讲民族政策、讲“中国梦”,帮孩子们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告诉孩子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获得实现梦想的能力。
几十年来,一批批援藏支教人心怀梦想、默默坚守、无私奉献,推动西藏教育事业实现大发展。无数追梦人艰苦奋斗,绘制出西藏教育的壮美画卷。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相信未来的藏区教育,那时城乡、区域、校际教育都无差别,支教帮扶将载入历史。我们会实现从幼儿园到大学完备的普惠教育,实现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并从满足“量”的供给走向满足“质”的强大。
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人民群众受更好教育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能够向着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未来的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透过重重花影,我仿佛看到了那朵代表幸福的八瓣格桑花。圆梦时刻,我想告诉每一个追梦人: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一名中国教育工作者,我很幸福!
林雪儿:造梦的好时代
林雪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乐山市作协副主席
1979年秋天一个有雨的早晨, 我坐在灶下烧火。刚收的稻草还没完全晒干,烟雾呛得人睁不开眼,母亲在大锅里烘烤弟弟犁田时弄脏的衣服,看不太清,衣服烤烂了。弟弟抱着母亲哭,那是他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上衣。患糖尿病的父亲深深地叹息一声,一家人都哭起来。母亲最先擦干眼泪,说日子总有好起来的时候。
今天,我们过着好日子。这种好日子在1979年时,是我的想象力所不能描绘的。现在,我坐在书房外的阳台上,在长春花和三角梅的包围中,看自己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想着书中那些我采访过的小凉山彝族村民。也许,昨天的他们还和1979年的我一样,连梦都是简陋的。而现在,中国的扶贫“不落下一位兄弟姐妹”,从大漠到滨海,从平原到深山,再困苦的生命都看到了希望之光。无论你在哪里,大可以好好地梦想一下将来。
写一封寄给未来的信吧,在这个造梦的好时代。
小时候家在眉山乡下,一条叫思蒙的河流从村子中间流过,看着它日日流淌,总问父亲河流流向哪里。打得一手好算盘的父亲,拨拉着算盘珠子说:上海。他说“上海”时的神情充满神往。其实他不知道上海,这个地名也是一个在附近工厂上班的朋友说给他听的。我怯怯地说:想跟着河流去看看。
中专学医的我,毕业后分到一个叫丹棱的小城。小城很小,工作的医院在用青石铺就的小南街上,如果你和一个男青年在这老街上走过,街头卖卤肉的大姐知道,街尾卖瓜子的婆婆也一定知道了。穿梭在卖菜的小街,我的心中仍旧渴望着书写生活,渴望着离开、去远方。
现在写作的时候,总会想起老家,想起我的旧时光阴,每每感慨今天与昨天的天壤之别。父亲知道我会成为一个医生,但不知道我还会成为一个作家。父亲更不可能想到,我的孩子会去上海工作——那是我家门前河流流去的上海。
有一天去上海看孩子,我站在长江入海的南汇口,看浩浩荡荡的江面,突然想这浩瀚的江海正如我们蓬勃的中国。一滴水,一条溪流,一条大河,要经过几多曲折和粉身碎骨的摔打才一路到海。我们每一个人的小梦,也经过不懈的努力与奋斗,共同汇聚组成了国家的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