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楹联又称门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楹联以其生动的艺术表现形式，广泛而深刻地浸润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刻在居家大门或楹柱上的对联，形式短小、文辞精炼、言简意深，饱含着丰富的文学、历史、哲学内涵，对淳正家风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良好家风，本刊开设“楹联中的家风”专栏，挖掘名人先贤、清官廉吏、仁人志士以及居民村落中留存下来的家规家训和乡俗民约楹联，讲述楹联背后的家风传承故事，敬请关注。

　　在山西运城永济市虞乡镇楼上村，有一座不事雕琢、自然质朴的庭院，是晚清重臣阎敬铭及其后人的居所。来到这里，如果没人介绍，单从表面上看，很少有人会把这座宅院与宰相故居联系起来，因为无论从规模大小还是豪华程度，这座宅院都与同为清朝宰相的陈廷敬的故居相去甚远。

　　与简洁朴素的建筑风格相应和，宅院正院门楼上题刻着由阎敬铭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处物要吃亏立身要吃苦，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这副楹联，包含着不怕吃亏、甘于俭朴的人生态度，包含着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为功名利禄所困的旷达情怀，既是阎敬铭一生治学、为官、做人的深刻体会，也蕴涵着其对子孙后代的谆谆教诲。100多年来，阎氏子孙坚持和传承这些家训，勤奋努力、不怕吃苦、不斤斤计较，在各自岗位、各自领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讲究吃穿的人怎能成事

　　阎敬铭，字丹初，清朝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历任山东巡抚、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是清末著名的能臣、廉吏、理财家，被世人称为“救时宰相”。阎敬铭一生崇尚简朴，无论是生活还是公务，都秉持着勤俭、廉洁的态度。

　　做地方官时，不管到哪里任职，阎敬铭都要在衙署大堂后面放一架纺机。他在堂前会见下属、处理公务，他的夫人就在后面纺线织布，纺机的吱呀声时断时续地传到堂前。为此有人暗中嘲笑他，他不仅不以为意，反而总在会见下属时，指着自己的棉袍骄傲地说：“此中之絮，内人所手弹也。”

　　阎敬铭衣着简朴，其实是为了提醒自己时刻牢记百姓疾苦。受朝廷委派到山西视察赈灾事务时，他听说当地百姓贫困，穿不起好布，只能用一种叫褡裢布的粗布做衣服。阎敬铭便请夫人用褡裢布给自己做了袍褂。下属官员得知后，都收敛了很多，不敢在生活上过于豪奢。但也有些官员想要投其所好，专门买褡裢布做衣裳，一时间竟导致褡裢布价格猛涨。一位姓白的新任知县想要提醒阎敬铭，就穿着绸缎衣服去见他说：“卑职刚来，所得的俸禄不多，买不起褡裢布，只能穿着旧衣服来了。”阎敬铭听出了弦外之音，没有为维护自己的面子对这名知县发火，而是及时制止了这股因褡裢布而起的媚上之风，使百姓免受布价上涨之苦。

　　阎敬铭的勤俭，不仅仅是对自己和家人，对待国政也是如此。作为户部尚书，也就是财政大臣，阎敬铭一直坚持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甚至为了给朝廷省钱而顶撞慈禧太后，并因此被免职。《南亭笔记》卷六还记载了阎敬铭主持户部时，勤俭节约的一件小事。军机处退朝后，户部尚书阎敬铭到直庐（官员值班室）办事，发现茶房居然在值班室放了两种点心供官员食用。阎敬铭以为太过浪费，就下令裁撤了。对这一做法，同事、下属多有不满，故意向其抱怨肚子饿，他听后默不作声，只是从袖子里取出自带的麻花、烧饼旁若无人地吃起来。此后，再也没人抱怨。

　　之所以诸事坚持勤俭，是因为在他看来，“必廉乃能勤，必俭乃能廉。吾以此相士，百不失一。”意思是说，勤俭生廉，廉洁才能成事，他以此规律对照过许多官员，百人无一例外。咸丰八年（1858年），有人向其推荐了位“能人”。阎敬铭请他吃饭，发现此人不仅穿着过分讲究，还嫌饭菜简朴不肯下筷。阎敬铭观此情景叹息道，像这样讲究吃穿的人，怎能与之共事？怎能成事？坚决辞退这位“能人”。其后，这位所谓的“能人”果然终其一生无所建树。

　　街巷不为子侄宽

　　从地方小吏到中枢要员再到触怒慈禧被免职，阎敬铭的宦途可谓历经沉浮。这一过程中，阎敬铭对为人处世、谋事为官有了深刻的体悟。而这些体悟，也反映在他对子女及族人的教育中。

　　光绪十年至光绪十一年（1884—1885年），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授东阁大学士期间，即使公事极端繁忙，年近古稀的阎敬铭仍不忘教诲其子。这两年间，仅训诫、嘱托其子阎乃林、阎乃竹的家信，就达二十余件之多。光绪十年二月十三，阎敬铭写信叮嘱子女要坚持勤俭为本、吃苦耐劳、切勿占人便宜，“谨之又谨、俭之又俭，做人要吃苦，交人要吃亏。此四语必切记力行”……字里行间，满是对子女的谆谆告诫。二月二十二，就阎乃竹的婚事，阎敬铭再次写信强调节俭，“三月可到婚期，自在十一日，一概不收礼物。诸凡俭省，切勿张罗夸耀，至要、至要”。一生清廉的阎敬铭，在家信中也常常告诫其子要防微杜渐。光绪十一年二月初五，阎敬铭在信中要求子女，“总之，各官署概少来往，官乡朝邑，解州礼物一切不收为要”。

　　对族人，阎敬铭的要求也很严格，即使为官外地，一旦听说族人的不足之事，便会写信训诫。有一年，已经是军机大臣的阎敬铭听说有一个侄儿在赵渡镇横行乡里，欺凌百姓。他知道如果只是写信斥责这个侄子，恐怕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于是他给这个侄儿写了一封信，让他转告乡亲们把赵渡镇巷道两边住户的墙都往后移，拓宽巷道，缘由却没有写。这个侄子得意扬扬地把信给乡邻们看，乡邻们觉得很奇怪：拆屋建房对百姓来说是大事，阎大人怎么会无端地要求百姓拆墙修路？他们恳请这位阎家子弟去京城找阎大人问明原因。等到侄儿因此到京城拜见他时，阎敬铭指着侄儿的鼻子训斥道：“我看赵渡镇的街巷不够宽，都不够你横行霸道了！所以我让他们拆房子给你让道，方便你横行！”侄子这才认识到自己的不对，连连认错。这件事传到乡里，百姓们都夸阎敬铭是一个不纵容族亲的好官。

　　吃亏吃苦，淡泊守志

　　在阎敬铭的言传身教下，阎氏家风在其后代身上得到了传承。阎敬铭有三个儿子。长子以举人入仕，官声清廉；次子不仕，务农守业；三子阎乃竹考中进士，官至山西河东道道员，是维新变法的有力支持者。

　　阎乃竹深受父亲“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这一家训的影响，出仕为官不以获取个人的功名利禄为目的，而是时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阎乃竹曾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张荫桓出访欧洲，并因表现突出而受到嘉奖。戊戌变法中，阎乃竹是维新派的重要骨干，与康有为关系密切，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是换帖兄弟。他创办了“关西学会”，参加了“保国会”，一心挽救颓败的清政府。变法失败后，他对朝廷也彻底失望，毅然挂冠回家，在王官峪隐居起来。阎乃竹还把父亲所作的《不气歌》刻在了家中照壁上——“他人气我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我今尝过气中味，不气不气真不气”。在其中，我们既可以读出阎敬铭父子坦荡的胸怀，也可以读出他们有意为国出力却难以抵抗黑暗时局的无奈之心。

　　阎敬铭所立的“处物要吃亏立身要吃苦”的家风，也为其后辈所继承。作为阎敬铭的孙辈之一，阎孝损一共有九个孩子，其中阎悌律等三人在永济老家，阎悌徐等六人生活在北京。文革后落实政策，政府归还了阎家的一些房产。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那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财富，但九兄妹视之淡然，简单商量后决定由生活比较艰难的兄妹继承，其他人分文不取。

　　时至今日，阎敬铭所倡导的家风，依然对阎氏子孙有深刻的影响。出生在山西永济的阎悌徽，今年已81岁，是阎孝损的女儿，阎敬铭的重孙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阎悌徽和爱人在陕西米脂县医院工作。两人都是主治医生，忙起来不分白天黑夜。而且每逢出诊，阎悌徽和丈夫常要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跑几十公里路。“忙完以后，还能吃一顿四毛钱的补助餐，很美味。”在阎悌徽老人的记忆中，工作虽然累但并不辛苦，“看着病人脱离危险，心里满是快乐和欣慰。”在阎悌徽和爱人的影响下，他们的儿子范涛也选择了从医，并通过刻苦努力、勤学不辍，成为了国内知名的脊髓脊柱疾病专家。（资料提供 阎悌律 阎悌徽 朱天运）

　　楹联拾趣

　　楹联也称对联，是写在布、纸上或刻在木板、柱子上的对偶句，因通常张贴悬挂在殿阁堂宅的楹柱上而得名。传统对联声调协调、对仗严谨。

　　楹联的诞生是桃符和联语相结合的结果。桃符是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古时人们在新春将至时把神像画在桃木板上挂在大门两边，用于辟邪。而联语是由对偶句演变而来，但联语在结构和韵律上有更严格的要求。当人们把联语写在了桃符上，就产生了楹联。五代后蜀主孟昶在新年来临之际在桃符板上写下“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说明早在一千多年前，楹联就已经诞生了。

　　楹联在宋元时期还是文人雅士的专属，它真正走入民间则是由明太祖朱元璋推动的。《簪云楼杂说》中记载，朱元璋在除夕之日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圣旨颁下之后，朱元璋还微服来到街坊，品读家家户户贴出的对联，与民同乐。从此，楹联走入了寻常百姓家，贴春联也成为了春节风俗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楹联文化在清代达到鼎盛，楹联的结构更加严谨，分类更加细化，用途更加广泛，逐渐成一种有别于诗词曲赋骈文的独立文体，更以春联、寿联、挽联，门联、厅联、庙联，名胜联、商业联、游戏联等多种形式和用途进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以用途区分类别外，楹联还可按字数长短分为长联、中联、短联；按主题分为节令联、喜庆联、题赠联、学术联、杂感联等等。如果按联语来源来分，还能分为集句联、集子联、摘句联和创作联。

　　一副好的楹联，不仅要对仗工整、平仄和谐，还必须文意切题，也就是说要切人、切物、切时、切景。正是为了切题，人们常常在家中大门两侧、正厅、会客处、书房等地悬挂表明人生态度或用于劝勉的楹联。这些楹联往往承载了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