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抗日力量，在华北地区异常活跃，这支队伍中的情报人员遍布北平各阶层，他们中有学生、老板、教授，还有不少身份特殊的人物，国画大师李苦禅便是其中一员。

　　李苦禅是中国美术界公认的艺术大师，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知道的人也许不多——抗战时期，李苦禅曾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黄浩情报组的成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汉奸组织“新民会”想让李苦禅给他们撑门面，被严词拒绝。第二天，他辞掉北华美专、北平美术学院的教学职务，决心不给日本人占领的学校做事。

　　北平新街口教堂的黄浩长老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李苦禅的学生黄骐良与黄长老同乡同宗。通过黄骐良介绍，李苦禅成为“黄浩情报组”的一员。

　　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后，李苦禅居住的柳树井2号（现位于西城区西南部）成了情报组的联络点，交通员、奔赴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外国友人等等，常常在这儿藏身，然后转移到根据地，奔赴抗战前线。

　　李苦禅一家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让路过的同志吃饱饭。有时家里的粮食吃光了，他就去粥棚赊粥，全家挨饿也先让同志们吃。建国后，李苦禅回忆这段日子，曾感慨地对子女们说：“那时候讲‘爱国’一词，真是沉甸甸呀！抗日爱国就意味着随时准备挨饿、流血、杀头。”

　　李苦禅的地下抗日行动，引起了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

　　1939年5月14日黎明，十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冲进柳树井2号的小南屋。屋门被踢开，一个日本宪兵冲进来举起藤条劈面就打，结果藤条未落，胸口先挨了李苦禅重重一掌，一下子被打到院子里。跟着又冲进来一个日本宪兵，被他一掌打得贴了墙。最后，日本宪兵用枪顶住李苦禅和他的学生魏隐儒，用手铐将他们铐在一起，押上大卡车，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抓到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

　　关进日本宪兵队本部地下室后，李苦禅想：“被逮到鬼子大牢反正得死，得琢磨个死法儿：一要死得有气节，二要在死之前骂他个痛快淋漓！”

　　审讯开始了。

　　李苦禅当着一帮鬼子汉奸的面痛骂鬼子头目上村喜赖：“你们到你们文化父母的中国来杀人放火，你们是数典忘祖，没有中国你们连字都不会认、不会写。你这个小子的名字——上村喜赖四个字都是偷的中国字，没有中国字，你们祖宗八辈儿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还妄称什么王道乐土、共存共荣！”

　　日军少佐上村喜赖是个“中国通”，听了李苦禅的一阵痛骂反倒没了话说。可是一个叫“小狲儿”的汉奸倒上脸了，过来要抽李苦禅，被上村伸手拦住。一见这场景，李苦禅不依不饶，骂了东洋主子再骂这狗奴才：“你小子还敢动手？真想动手就把我放了，出去找个场子比试比试，我要是三拳不把你打成狗屎一堆，我就不姓李！告诉你，回去查查你祖宗牌位，到这一辈儿上怎么出了你这个王八蛋？”

　　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硬汉子李苦禅把日本宪兵气坏了，开始对他残酷动刑。但是，李苦禅扛住了，什么都不承认。几十年后，李苦禅回忆在狱中的经历时谈到：

　　“日本宪兵队本部在沙滩儿红楼，50多年前我在那里上过课，文学课。文科大楼下边是地下监狱，住了28天，‘死’了多少次。灌水是常事。压杠子压了一次，都快死了。浇凉水，通身很凉，一泼水就缓过来了。

　　那里每天八点钟过堂，下午一点钟过堂。他们要枪毙的人，星期六就提出来到别的屋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行刑。

　　上村问我：苦禅先生，今天是星期六，我救不了你了！

　　我说：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就四个吗？一狗吃，二枪毙，三活埋，四砍头。你尽管用吧！我不怕这个！”

　　后来，由于李苦禅知名度高、影响大，再加上没有真凭实据，日本宪兵只好把他放了。释放时，鬼子还耍花招，既不说放他回家，也不说惩办他。李苦禅想：“鬼子可能要在背后下毒手。”想到这儿，被打得浑身是伤的他忍着疼痛，无畏坦荡地朝前走。快到家门口了，他琢磨：“鬼子怎么还不开枪啊？”回头一看，盯梢的人离得远远的。李苦禅明白了，鬼子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以后要更加小心了。

　　柳树井2号联络点不能再用了，李苦禅就借书画巧妙地宣传抗战。在《兰花图》上，他借用南宋诗人、画家郑思肖的典故题道：“曾记宋人写兰而无根无土，或有问曰：‘奈兰无土将何以生？’即曰：‘土被金人夺去矣！’”李苦禅画上有土生根的兰花，表现了坚信抗战必胜、国土必复的信念。

　　从那时起，李苦禅经常在画竹的作品上题：“胸无气节者不可画竹，胸有气节者写竹易成”。画如其人，李苦禅笔下的兰竹，正是他刚毅人格的一种体现。(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