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奖金”贿赂，张引从拒到收，法纪防线逐渐失守，这期间他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

　　作为受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张引很清楚收受奖金有悖法纪。

　　“当时我只是区长，想着大家都有，书记肯定也有。”面对记者，张引低声说道：“再加上有文件规定，所以就拿了，只是拿多了。”狱中的张引到现在还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不是“拿多了”，是根本就不该拿！

　　在此之前，张引一直是以谨慎为自我标签的人。步入仕途后，张引始终同商人老板保持距离。他对记者说，那时候“老板们排着队请我吃饭”，可“我不想欠私人账，忌讳和他们交往”。曾经有开发商送他纯金坐佛、金条，他推脱不掉只好收下，第二天就让司机送了回去。

　　张引的谨慎与其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他的父母都是老革命，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张家的家训是：做错事情不要紧，但不能破坏纪律和规矩，更不能在思想意识上犯错。

　　严格的家教和相对宽裕的家庭条件，使张引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概念，在工作上也表现得非常积极上进。特别是在部队的14年里，“思想单纯、一心向上，想做好每件事情”，“满脑子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违反党纪的一些人和事都痛恨不已”。

　　但是，随着职务的提升，张引逐渐变得浮躁，自我开始膨胀。对党内文件一目十行，看过就丢，各种书籍更是放在书架上当成摆设。学习流于形式，导致他对党的方针政策、党纪党规的认识非常肤浅，有的甚至闻所未闻，是非界限变得模糊。

　　思想蜕变后的张引，想百姓的事少了，想自己的事多了，为百姓办实事少了，为自己及少数人谋私利多了。尤其是看到一些老板出手阔绰纸醉金迷，自己作为地方官员，在招商引资时还要陪笑脸，心理产生了不平衡，享乐主义思想占据了上风，放松了自警自律自省。

　　“获取金钱、贪图享受占据了我的思想、侵蚀了我的灵魂，平时所思所想就是如何赚钱，如何获得更多的财富，我的思想意识里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了，因此在物质面前，我放弃了抵抗，而是敞开大门，最终倒在了陷阱里。”

　　良好的出身和教育，曾使他处事谨慎并保持廉洁，但是，张引在权力上升的同时并没有筑牢自己的思想防线，坚守义务和责任，反而变得目无法纪，想尽办法借权力攫取利益。

　　身为领导干部，其政治底线应当更高更严。尤其作为地区领导，是当地风气的风向标，党风政风正气洋溢，社风民风自然一派和谐。张引不仅没有把握好风向标的方向，反而随着坏风气“顺流直下”，这无疑引火自焚。

　　张引的悲剧还源于当地对领导干部监管的漏洞。

　　作为区主要领导，张引非常清楚第一责任人的重要性。不仅大会小会都讲廉洁自律，逢年过节要区里下文严禁收受钱物，严禁互相吃请，还多次主动请徐州市纪委、检察院的领导干部，来给区里的干部讲法讲纪。

　　一面高调倡廉，一面大肆贪腐。张引的表现，与很多落马官员并无二致。对于下属主动送“奖金”上门，张引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下级单位的负责人送钱给我，其实是想和我搞好关系，希望让我在个人和单位等方面能给他们关照”。

　　所谓的“关照”，指的是私下里帮助下级单位在资金拨付、评优评先等方面提供支持，或是对下级单位领导干部的职位调动、家属工作安排给予帮助。“这是很明显的权钱交易”，无锡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一针见血地指出。可即便如此，事发前，上级单位对张引没有任何警示和监督，这足以说明监管的缺失，也反映了滥发奖金在大多数人眼里并不构成犯罪。

　　也正是在这种权力“真空”和从众心理的自我麻醉中，张引对“奖金”的管理漠不关心，在“奖金”收取上肆意妄为，在“奖金”发放上搞“一言堂”。他早已忘记党员干部应当带头守纪律讲规矩，以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假如，在知晓泉山区“奖金”贿赂的风气盛行之初，上级单位就加强对该地区领导干部的监管，并以法律手段堵塞文件漏洞，杜绝区里送“奖金”的现象，正风气立规矩，也许泉山区的风气会大为改善，也许张引的人生就不会在55岁时陡然转向。

　　对于这些，身处狱中的张引感受深刻，他痛哭流涕地忏悔：“党员领导干部，就应按党规党纪的要求去做，偏离一点就会犯错，越走越远只会毁了自己。如果当时清醒一点，我又何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

　　张引案件的查处，再次给党员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党纪国法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碰不得的高压线，千万不要等到付出沉重代价之后，再换回对它的重新认识。(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