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象征着昂扬进取、忠诚坚毅，而这正是父亲徐悲鸿一生的精神写照。父亲曾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他笔下的马，就是中国人的“傲骨”——不低头，不服输。父亲将对艺术的执着、对民族的热爱熔铸在笔墨之间，化作一匹匹跨越时代的骏马，成为不朽的图腾。值此丙午马年新春来临之际，让我们共同回望他与马的不解之缘，探寻其艺术实践背后深沉的家国大义。

　　《六骏图》

　　蹄声惊雷   “悲鸿马”的艺术求索

　　父亲笔下的马中外驰名，既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璀璨符号，更是融合中西、革新国画的典范。他打破传统写意画的束缚，将东方审美意境与西方写实技法有机交融，开创了大写意画马的先河。那些或奔、或立、或饮、或嘶的骏马，早已超越单纯的艺术形象，成为中华民族奋进精神的视觉象征。

　　这份艺术成就，植根于父亲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海量的写生积累，其画马的风格流变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承载着不同时期的精神寄托。青少年时期，父亲所画的马造型精准、结构严谨，侧重展现马的优美体态与生命力。21岁时，他将自己画的马寄给主持上海审美书馆工作的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得到他们“古之韩干，未能过也”的称赞。《三马图》是他青年时期代表作，画中两匹大马与一匹小马的亲昵姿态，与背景苍松构成和谐意境，其精湛的造型、巧妙的构图和素描水彩的技法，已是大家手笔。

　　1919年，父亲在康有为、蔡元培、傅增湘等人的帮助下，公费赴法留学，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深造。其间，他潜心钻研西方绘画的动物解剖学、透视与素描体系。为精研马匹结构，他常流连于马场，积稿盈千。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奠定了他画马艺术的坚实根基。后来赴印度举办画展时，父亲骑马直至克什米尔，在与马的日夜相处中，深入观察马的动态神情，逐渐形成了独具辨识度的“悲鸿马”典型形象。

　　抗日战争年代，父亲笔下的马身形瘦劲、充满张力，或驰骋无羁，或迎风长嘶，寄托了深厚的民族情感。1935年，他用一幅《奔马图》感叹“此去天涯将焉托，伤心竞爽亦徒然”，满溢忧国忧民之情。1941年，他创作的《奔马图》中，骏马筋骨强健、昂首奋蹄，两条前腿径直向观众伸出，不管你站在画前的任何角度，都似迎面奔来，题跋“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之。企予望之。”这幅画被称为“长沙会战之马”，成为最负盛名的奔马作品之一。《六骏图》则创作于1942年，画中六匹骏马姿态各异、奔腾不息，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寄托了父亲对国家独立强盛的深切期盼。

　　徐悲鸿正在创作

　　这一时期，在父亲多幅以马为主题的画作中，题写“微能奔走耳，未死未辞劳”诗句的《立马图》尤为令我动容。画中骏马威武坚毅，风鬃猎猎，似有奔腾万里之势。它不仅是民族危亡时坚韧精神的化身，更是父亲“未死未辞劳”般投身救国理想的无声誓言。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画马的笔墨愈发酣畅淋漓，造型更显饱满雄健，在延续奔放昂扬风格的同时，增添了欢快与希望的气息。1953年，父亲在创作的《奔马图》上题写“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字里行间充满对新社会的礼赞与对建设事业的憧憬。这一时期，父亲的奔马作品受到广泛赞誉，并成为邮票图案走进千家万户。

　　《立马图》

　　烽火丹青  为民族而画的爱国情怀

　　父亲的画笔，从未离开过民族的土壤与时代的脉搏。他的艺术人生，是“艺术救国”“艺术报国”理想的生动实践，他将全部才华与生命热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独立、民族解放和现代文化建设事业。‌他的家国情怀，不仅凝结于他的艺术思想与艺术风格中，更流淌在《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等巨制及一系列艺术活动里。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父亲一方面以笔为枪，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创作出《负伤之狮》《国殇》等震撼人心的作品。《负伤之狮》中那只回首凝望的雄狮虽身负重伤，目光却锐利如剑，寓意唤醒中国民众奋起抗战。他曾说：“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苟能提高文化，改造社会，就充实国力了。”另一方面，他多次远赴南洋举办义卖画展，“尽国民一份子之责任”。1939年，父亲赴新加坡举办画展，展出《田横五百士》《九方皋》等作品，并将带有亲笔签名的作品照片作为纪念品出售。此次画展共筹得义款15398.95元，他悉数捐给祖国用于赈济难民与支援抗战。随后他在吉隆坡、槟城等地继续举办筹赈展，南洋报纸称赞其“筹款助战，直接增强抗日力量，百分之百是实际的救国工作。至于宣传中华文化于南洋，其间接的价值更不可计”。

　　1939年11月，应泰戈尔之邀，父亲到印度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讲学。次年在印度大吉岭，他创作了《愚公移山》。当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听闻滇缅公路上中华儿女用血肉筑成抗战生命线的事迹后，他将震撼与感动化作笔下不朽的画卷。这幅画以西方写实主义的人体塑造与中国传统笔墨相结合，借愚公移山的故事，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坚韧不拔，打败日寇的决心和信心。正如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如今，站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厅外，看着以《愚公移山》为蓝本雕刻的巨型浮雕，我仿佛看到他挥笔时的满腔热忱。

　　父亲的报国之志，还体现在他对民族艺术遗产的珍视与无私捐献上。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了大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唐代白描画卷《八十七神仙卷》，他在卷上亲自钤印“悲鸿生命”，足见其钟爱之深。1953年，父亲积劳成疾，猝然离世。母亲廖静文遵照父亲遗愿，将他1200余幅原创作品和1100余幅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名家书画藏品，以及10000余件珍贵图书、图片、碑帖和绘画资料全部无偿地捐给国家。母亲说：“这些作品和藏品耗尽了悲鸿毕生的心血，凝聚了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

　　《奔马图》

　　薪火不息  从传统到现代的美育之路

　　作为杰出的美术教育家，父亲始终将心血倾注于传道授业、哺育英才上，并把美术教育视作提高国民素质和改造旧文化思想的重要途径。他所构建的美育思想与实践体系，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复兴中国艺术，是父亲孜孜坚守的艺术理想，也是他一生秉持的教育理念。早在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看到他生机勃勃、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后，便延聘他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在对待我国美术遗产的态度上，父亲鲜明指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民族之不振，可慨也夫！夫何故而使画学如此其颓坏耶？”他认为主因在于“守旧”，并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既反对泥古不化，也拒绝虚无主义，强调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融汇西方优长，开创现代民族绘画新路。当时，他曾对学生激情演说：“开一代新风的责任正落在我们青年人身上……艺术应该追随时代，向前发展。”

　　留法归国后，父亲先后参与创立南国艺术学院、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执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他出任首任院长。在前往北平艺专前，周恩来总理嘱咐他：“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父亲始终铭记这一嘱托，多次强调“教学第一，创作第二”，并表示“一个画家，他画得再好，成就再大，只不过是他一个人的成就，如果把美术教育发展起来，能培养出一大批画家，那就是国家的成就”。

　　在教学方法上，父亲力主建立以素描和写生为核心的写实主义教学体系，强调艺术家应具备如科学家般的求真精神，“研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研究艺术则以素描为基础”。他的学生艾中信曾回忆，老师“把‘致广大而尽精微’用在素描教学上，借以指导观察、分析、综合造型的工作，从而有效地掌握造型能力”。在教育实践中，他通过演讲、文章、国内外展览等形式推行其艺术主张，培养和扶助了吴作人、李可染、艾中信等一批成就卓著的艺术家。父亲不仅注重技艺传授，更注重人格的塑造与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时常告诫学生“艺术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父亲一生克勤克俭，生活极为简朴。尽管他的收入颇为可观，但绝大部分都用于资助清寒学子、接济友人，或是购藏有助于研究与教学的书籍字画，自己的吃穿则是能省就省……母亲曾讲述一段轶事：迁居北京不久，父亲在东单旧货市集买回一件旧袍，上面的纽扣还是早已过时的铜纽扣。学生们见了善意笑谈：“看我们校长的金纽扣呵！”1949年3月，父亲作为新中国代表，将赴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大家的出行准备，考虑到途经寒冷的西伯利亚，特意让有关部门给每位代表制作一件皮大衣——那是父亲生平第一次穿皮大衣。“淡泊于物，丰盈于心”的家风，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一家风，就像父亲笔下奔马的铮铮铁骨，激励着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脚踏实地，有所坚守、有所作为。（本组稿件由本刊记者曹雅丽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