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程反腐败斗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防范“围猎”办法不多是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之一。本期邀请三位专家学者，谈对精准惩治“围猎”行为的学习体会。

　　【为什么要精准惩治“围猎”行为】
　　严峻复杂斗争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持续清理“围猎”这个政治生态的污染源，是从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的实际出发，作出的必然选择，有其现实依据和内在动因。

　　贯彻落实“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重要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都强调“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贯彻落实党中央这一重要决策部署的核心要义，在于对受贿行贿“一起查”，即以“全周期管理”方式形成惩治贿赂行为的闭环，不但要让贪腐的受贿人受到法律制裁，也要让“围猎”的行贿人付出代价、得不偿失。如果片面认为反腐败斗争首要任务是惩治受贿，行贿不是查处重点，势必会影响反腐败斗争的综合效果。当然，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并不等于对受贿、行贿行为同等处理，必须充分考虑行贿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科学把握打击节奏、力度、重点和效果，实现精准有效惩治。

　　系统施治，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必然要求。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要求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惩治力度，让行贿人得不偿失，必然会对行贿人形成强大震慑，让其打消“围猎”念头，体现了不敢腐的应有之义。同时，有助于斩断行贿受贿链条，通过以案促改、系统施治，推动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消除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弊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热衷于“走后门”“拉关系”“围猎”权力的行贿人寸步难行，彰显不能腐的约束力。最后，还有助于弘扬崇尚廉洁、抵制行贿的良好风尚，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净化政治生态，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现实需要。要进一步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精准惩治“围猎”行为的决心必须坚定不移。因为行贿与受贿是一体两面，行贿人的“围猎”是滋生受贿的重要诱因、破坏政治生态的重要“污染源”。不坚决从严惩治行贿，就无法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难以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条，腐败增量就很难遏制，更遑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所以，要从根本上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对行贿就绝对不能纵容，必须精准惩治“围猎”行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彭新林）

　　【从法律角度看如何阻断“围猎”】
　　提高违法成本  遏制“围猎”动机

　　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公职人员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行贿违法成本过低又是激发行贿行为的重要动因。要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就需要统筹运用纪律、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综合施策，分类处理，重点在于提高行贿人的违法成本，遏制行贿人的“围猎”动机。

　　完善行贿“黑名单”制度。中央纪委对探索实施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作出部署要求后，各地对于行贿“黑名单”制度作出了积极探索，对于列入“黑名单”的行贿个人和单位予以取消市场参与、资质吊销、评级下降、取消财政补贴资格、强化税收监控管理、关闭融资通道等处罚。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行贿“黑名单”制度，包括：建立纪检监察机关与市场监督管理、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金融监管、司法行政等相关单位的联合惩戒体制机制，限制或剥夺行贿人从事市场活动的资格和便利条件；针对各部门数据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打通信息壁垒，完善行贿人数据库建设，加强信息共享；建立行贿等级惩戒制度，根据行贿人的具体情形，予以轻重有别、不同期限的教育和惩罚措施，以体现出宽严相济的政策原则。

　　提高行贿罪罚金刑的处罚标准。行贿罪的罚金标准为“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两倍以下”，罚金起刑点与受贿罪第一档法定刑相同，但却适用于所有的行贿犯罪情形，即使行贿数额巨大，仍然是以十万元作为罚金的最低标准，由此使得行贿罪罚金刑的严厉性在整体上要低于受贿罪。对此，建议修正行贿罪的罚金标准，采取与受贿罪相同的罚金模式，将无限额罚金修正为倍比罚金，即根据行贿数额处以两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以确保犯罪经济成本远远超过犯罪可得利益。

　　建立行贿罪的特别没收制度。行贿罪的特别没收制度中，没收对象不是个人全部财产，也不是违禁品或犯罪工具或是犯罪分子违法直接所得的财产，而是因行贿而获得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并非犯罪行为直接所致，而是要通过经营活动才能取得。任何人都不应当从腐败中获利，对于经营活动中因行贿而获得的经济利益，由于其生成基础不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经济利益也不具有合法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4条也倡导各缔约国应当构建腐败的可撤销或废止合同制度，消灭腐败利益。为充分发挥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建议在刑法上增设行贿罪的特别没收制度，即有证据证明行贿人所获经济利益直接源自行贿，应当予以部分或全部没收。（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刘艳红）

　　【防范“围猎”应注意哪些方法策略】
　　协同配合  精准打击推动源头治理

　　行贿人对党员干部不择手段进行“围猎”，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要持续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不断提升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

　　突出重点，对在组织人事、执法司法、扶贫脱贫、养老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多次有组织行贿的进行严厉打击。把握政策策略，要综合考虑行贿次数、行贿人的主观恶性、造成的危害后果、认错悔错等多种因素，统筹运用法律、纪律、政策、行政、经济等手段，宽严相济对行贿人提出相关意见。要保护好涉案人和企业的合法权利，统筹好企业生产经营、民生就业、社会稳定等工作，实现党风廉政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日常工作中，要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设置统计指标、开展专项通报等方式，对查处行贿的实体标准和程序要求作出规范，平衡各地同类案件处理。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牢固树立追赃挽回责任的意识。

　　加强协作配合，形成防治“围猎”的有效合力。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要加强配合，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共同研判等工作机制，形成惩治行贿行为的合力。对于非党员、非监察对象的行贿者，纪检监察机关要及时将相关信息向有关机关通报。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开展工作，在不同部门间建立案件信息查询平台，丰富获取信息渠道。探索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对行贿人“黑名单”进行定期更新，对于进入“黑名单”的个人和企业，采取相应惩戒措施，让行贿者付出相应的代价。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源头上铲除行贿现象滋生的土壤。要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针对典型行贿受贿案件中暴露出的体制机制弊病，对行贿人和受贿人的心理活动进行深入研究，使得制定的制度更加务实管用、更有可操作性。要明确政府职责定位，坚持权责法定，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化，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推动健全行业部门内控体系，完善反商业贿赂的机制。督促企业加强内部管理，通过培育行业协会，健全行业经营自律规范、自律公约和职业道德准则。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各级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同企业交往，推动构建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政商关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建教研部副研究员   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