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案例一：茆某系某央企负责人。茆某与朱某相识后发展为情人关系，其间茆某未为朱某谋取利益，也未发生经济往来。多年后，朱某得知茆某所在央企拟发行债券，遂联系某证券公司负责人宋某，向其表示可以帮助该公司承销某央企债券业务，宋某承诺按利润比例向朱某支付费用。朱某请求茆某帮忙，并明确表示会给茆某一定的好处费。茆某利用职务便利让宋某所在公司获得债券承销业务，证券公司给予朱某巨额“感谢费”。朱某收款后，将获利情况告知茆某，茆某为维系与朱某的情人关系，象征性留下10万元后，余款让朱某自己留用。

　　案例二：邵某系某高校负责人，某技术公司业务经理李某得知该高校拟成立某项目，遂与合作方秦某合议，由秦某请托邵某（秦某与邵某系同学）助其承揽该项目，并承诺事成之后可给予邵某好处费，秦某可从中分包部分项目。后秦某将李某的承诺告知邵某，邵某利用职务便利为该公司中标项目提供帮助，并与高校签订正式合同。李某为感谢邵某，从公司给予李某的高额项目奖励中支取一半钱款通过秦某送给邵某，同时将其中部分项目交由秦某分包。

　　案例三：陶某系某县县委书记，王某系某建材经营商，与陶某同乡，二人自小长期交往，关系密切。某房产公司投标该县项目未能中标，公司负责人楼某遂请托王某寻求陶某帮助，并承诺会给予陶某500万元好处费。随后，王某向陶某转达请托事项，但告知将给予陶某400万元的好处费。后陶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楼某公司中标并签订正式合同。楼某为感谢陶某，将500万元交给王某，王某截留100万元，余款400万元转交陶某。

　　【审理意见】

　　案例一中，朱某与茆某为共同受贿。一是从二人关系看。本案中，朱某与茆某确立情人关系，朱某未向茆某提出任何请托事项和经济需求，双方关系一直稳定，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符合民众对情人关系的朴素认识，也符合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特定关系人的界定，可认定二人具有利益共同体关系。二是从谋利动机看。茆某虽未直接收受该公司财物，但朱某已告知茆某可以从该公司获得高额回报后，茆某基于与朱某的情人关系，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该公司谋取利益，可以认定主观通谋，二人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至于朱某获取回报后，茆某只留下较少数额，剩余数额留给朱某自用，实质是在共同受贿既遂后对财物的二次处分行为，不影响对共同受贿行为的定性。三是从谋利过程看。证券公司明知利益的最终实现依赖于相关领导的职务帮助，朱某与相关领导关系特殊，可以影响到相关领导是否为其提供职务帮助，朱某与相关领导系利益共同体。茆某正是基于与朱某的情人关系，才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证券公司实现谋利。

　　案例二中，秦某与李某构成行贿罪共犯。该案第一个难点是公司行贿还是个人行贿问题。李某系某公司业务经理，但其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公司的固定工资，而是来自公司根据李某承接的业务量按比例给予的项目提成。所以公司关注的是业务能否做成，未授意也并不明知李某通过行贿手段获取订单，因而不具备单位行贿的主观故意。相反，李某为了促成业务，从中获取高额项目奖励，通过个人行贿最终实现个人利益，本质是李某的个人行为，公司只是其实现个人利益的途径。因此，不论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还是从实质上的利益归属看，该案的行贿主体不是公司，而是李某个人。第二个难点是关于秦某行为的认定。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判断。一是从法律规定看，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系共同犯罪，秦某明知李某拟利用他人职权谋取竞争优势，仍接受李某请托，向邵某转达请托事项，并转送行贿资金，实质整体参与行贿过程，可以认定秦某与李某具有共同的行贿故意和行为。二是从秦某的动机看，秦某请托邵某的主要目的是从总包项目中分包项目，从中谋取私利，且只有在李某所在公司总包项目后，才可能实现个人利益，因此，行贿的钱款中虽无秦某直接出资，但秦某却从出资中直接受益，本质上与李某系一体捆绑的利益共同体，应予整体评价。三是从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论看，共同犯罪的构成并不要求行为人均全程参与，只要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参与其中部分过程，实施其中部分行为，仍可以共犯论处。所以，秦某转达请托，代为转送财物，共同从中谋取利益，应与李某构成行贿罪的共犯。

　　案例三中，我们认为王某构成介绍贿赂罪。一是从立法本意看。介绍贿赂介于行受贿之间，其本质是让本不具备行受贿条件的双方，在中间人的引荐介绍、撮合沟通下，达成行受贿合意并进行权钱交易。本案中，楼某与陶某并不相识，不具备行贿的对象条件，在王某的转托下，通过陶某的职务行为实现了违规中标的不正当利益。但权钱交易形成的决定因素仍是楼某的行贿行为和陶某的受贿行为，尽管王某居中引荐撮合，仍属辅助因素，以介绍贿赂认定更为适宜。二是从主观认知看。介绍贿赂是明知他人有行贿或受贿意图，但因客观原因不具备行受贿条件的情况下，为促成权钱交易，居中引荐撮合或转达双方利益需求，属于独立于行受贿的第三方。本案中，陶某不直接收受不熟识人的财物，而楼某看中陶某与王某的密切关系，试图通过王某向陶某转托利益需求，并承诺给予陶某财物，但并未承诺中标后会给予王某好处。因此，王某是受楼某委托转达请托、转送财物的一方，并未与楼某形成利益共同体；陶某也未明确表示王某收受财物后可以从中分取部分财物，陶某与王某二人也未形成利益共同体，可见王某是独立于楼某和陶某的。三是从客观行为和危害结果看。本案中，王某配合楼某想送又无法直接送的需求，迎合陶某想收又不敢直接收的意图，积极转达楼某请托事项，代为转送巨额财物，促成陶某利用职务便利为楼某谋取违法中标利益，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并最终实现自己从中谋取私利的目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的介绍贿赂罪需“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需要注意的是，“情节严重”的情形可以从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巨大、造成重大损失、造成恶劣影响、多次介绍贿赂等多方面考量，中间人是否收受财物不是介绍贿赂罪构成的必要要件。

　　综上所述，在第三人参与的贿赂犯罪中，第三人可能涉及构成受贿共犯、行贿共犯以及介绍贿赂罪等。在定性处理上，需要综合关注以下几方面：一是看主观动机，明确利益归属点，看第三人参与贿赂目的是从受贿人处获得利益，还是从行贿人处获取利益。二是看客观行为，明确行为侧重点，重点要看该第三人主要是为哪方发挥作用。三是看情节轻重，明确惩治必要性，要综合考虑主观恶性、行为性质、作用大小、危害后果、认罪态度、退赃情况等多方因素，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保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作者单位：安徽省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