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时刻,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的同时,国际经济循环动能明显减弱,世界市场随之萎缩,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我国经济自2012年起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发展阶段,总体发展态势向好,但同时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紧迫性愈发突出。面对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把握当前我国经济循环中的三大重点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认识我国经济循环中的问题和堵点,就是要正确把握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人类社会发展始终面临着物质资料的需要,同满足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运动影响着经济循环的稳定性。具体来看,在市场经济中,生产性企业作为组织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周而复始地经历着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者、生产产品、销售产品三个阶段,任一阶段受阻滞都将导致经济循环出现堵点,其中销售阶段最具有不确定性,企业供给的产品能否满足人民需要是决定循环能否顺利运转的最根本因素。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与生产的矛盾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形成相应的具体经济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表现为产能过剩、技术资源“卡脖子”和供给不适应需求三大重点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使我国经济循环的销售阶段和购买阶段都深受国际经济影响,十分依赖持续稳定的国外需求和技术资源供给。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外需疲软直接冲击了我国经济循环的销售阶段,导致全产业链产能过剩。随着我国出口增速放缓,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下游加工企业产能过剩,并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传导至固定资本投入更大的上游能源、原材料企业,加剧了全产业链的产能过剩。与此同时,中美贸易争端等事件频发,我国经济循环的购买阶段也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与资源能源“卡脖子”问题,高科技产品关键核心部件的国有化率较低,供应链的“命门”未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例如大量资源能源需求使我国不得不高度依赖进口等。
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表明大国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但当前我国企业在生产阶段采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不适应国内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不适应需求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根本性问题。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需要逐渐被满足,开始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对功能多元、品质优良的产品需求增加。而大规模生产方式将单一功能的专用机器设备与局部操作工人相结合,只能大规模低成本地生产标准化产品,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给不足,不能适应不断升级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这部分有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便“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导致大量消费能力严重外流。同时,由于我国有大批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就业的劳动者面临国际逐底竞争,工资提高乏力,且在外需下降的冲击下,就业不稳定性增强,潜在消费需求没有收入支撑,不利于标准化消费的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然而,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固定资本投入规模庞大,一旦改变将使企业付出重大成本。更重要的是,新的生产方式怎样组织、如何向新生产方式转型都是需要企业不断探索并回答的重要问题。
坚持系统观念 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整体性和全局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一个经济循环的动态系统中,企业的购买、生产和销售各个阶段相互联系、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阶段的停滞都将导致整体循环的停滞。并且这些阶段本身也具有两面性,体现了各经济主体的相互依存关系。例如,购买阶段既是企业雇佣劳动者、购买生产资料的过程,又是劳动者获得工资、其他企业获得利润的过程;销售阶段既是企业卖出产品获得利润的过程,又是人们消费的过程;生产阶段既是企业组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开展生产的过程,又是劳动者就业、生产资料被使用的过程。因此,要解决经济循环中存在的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从整体的高度推进,统筹兼顾、协调各方。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是要形成产品有市场、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人民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的更高水平的良性经济循环,必须掌握经济循环的整体性和全局性,“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突出重点问题,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使不同战略措施之间互相配合、系统推进。以高水平市场机制为保障,利用乡村振兴形成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和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疏通经济循环的销售阶段和购买阶段,并通过企业生产阶段的生产组织和技术革新创造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形成协同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畅通国内循环的基础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向制度型开放转变。
抓住重点问题 系统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系统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需以重点问题突破带动整体跃进。
一是以县域为中心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着力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以重启经济循环。扩大内需“不能只盯着城镇”,农村“欠账还很多,投资空间很大”,要以县域为切入点,协同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和以县域为中心的乡村振兴,利用城市发展的辐射效应带动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总要求的关键突破点在于乡村生产生活条件的现代化,这是吸引劳动力和现代生产要素流入、重新整合资源,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物质保障。比如,地下管网是能够满足供水、排水、燃气、热力、通信、广播电视等各种生产生活需要的物质设施,在乡村发展空间巨大,不仅能够吸纳大量投资和就业,还将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创造出有利于再生产的社会条件,形成初具规模的具有现代分工的县域经济。同时,地下管网建设将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有助于更好更快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并且随着生产生活环境改善带来的住房、教育和医疗成本相对下降,将为消费腾出空间。
二是推动企业生产组织形态和生产技术变革,提高供给体系适应需求的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企业生产组织形态和生产技术的变革,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从生产组织形态来看,僵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不能适应需求的灵活性,要推动企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围绕产品开发和生产,突出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推动其他协作企业共同生产,借助信息技术和数字平台,按需匹配和调用各种生产资源,推进社会化协同生产,实现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转型。领头核心企业向数字化转型,要剥离非核心的生产制造单元,简化业务流程,专注产品开发设计、关键部件创新、品牌经营和系统集成等,加快创新速度。核心企业对外开放系统标准,争取掌握标准制定权,以便将各层次协作企业纳入生产网络。一部分协作企业专注某一子系统的研发和技术创新,着眼于专精特新;另一部分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保证大批量生产,并由物联网平台按需调度,协同生产,实现生产的专业化和高效率。核心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集成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供应、生产、批发、销售等各项业务活动,及时响应需求的多样性、市场的多变性和技术更新的频繁性,满足标准化和个性化需求。
从生产技术来看,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关键核心部件为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制定自主开发战略,建立关键部件开发平台,掌握关键核心部件的设计规则。同时,由于科技创新具有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发挥国家和企业的协同分工作用。在战略性和全局紧迫性领域,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发挥政治和资源优势,促进创新参与者自有知识的聚集、整合与创造;在竞争性和局部紧迫性领域,政府引导为企业创新提供资源支持和保障,具备创新能力的行业领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建企业创新网络,发挥大企业的支撑作用和小企业的创新作用。
三是围绕企业生产方式变革的要求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是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过去我国产业体系按照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要求建立,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围绕企业生产方式变革的要求,以国内生产网络为核心,打破企业间旧有的稳定分工和技术经济联系,建立新的更高水平的动态联系和平衡。
具体而言,国家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头核心企业,以及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分别作为产业链链主和关键节点,攻关重要产品、关键核心技术和配套子系统研发创新。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推动传统大规模生产的制造业企业优化升级,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完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核心企业通过参股、外购、外包等方式发展企业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协同关系,使企业之间在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等方面相互协同,又围绕中间品价格、质量性能和技术标准进行有效竞争,形成高效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四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人口分布更加均衡、产业布局更加合理、收入分配更加优化、城乡和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打破制约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提升流通效率。在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保障下,乡村地下管网建设吸引资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大降低,能够有效推动农民工回乡回土。随着制造业劳动力向乡村流动,核心城市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来布局在此的劳动密集型大规模生产企业加速向非核心城市和县城转移,有助于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而制造业环节向非核心地区疏解,为核心城市重点打造创新型领头核心企业,从而构建国内生产网络创造了条件。
处于生产网络不同层次的企业吸纳不同类型的就业者,布局在不同区域。领头核心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高技能创新型人才,不断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关键节点企业雇佣拥有特定子系统生产所需的技能、经验和功能灵活性的就业者,专攻相应子系统的研发设计。国家和政府引导领头核心企业和关键节点企业布局在国内各城市群的中心和副中心城市,利用人才、金融等资源优势形成创新中心,打造区域经济核心增长极。大规模生产企业吸纳农业部门转移劳动力等低技能灵活就业者,迁移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小城市或有条件的县城,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从事模块部件的大规模生产。同时,各城市群要找准定位,主动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建立产业体系新支柱。地方政府要根据当地定位,建设供应链配套的工业园区、打通城市群内部的物流交通网络,积极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或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财政支持和融资渠道。随着国内生产网络的建立,更高水平的供给体系能够满足国内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在保障国内就业的同时提高了企业利润,将大大改善居民收入分配,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更高水平的良性经济循环,切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五是依托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转变参与国际循环的方式,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依托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为主的制度型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构建国内生产网络的要求相匹配,有助于我国把握关键核心技术迭代期间的标准制定窗口期,制定高水平的国际标准体系,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通过设立自贸区,参与CPTPP、RCEP和DEPA等高标准贸易协定,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推动高水平资源能源合作和开放创新,实现更强劲、更可持续、更安全的发展,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