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至内阁首辅的严嵩，长期擅专朝政、拉帮结党，自成一派为严党。他一面将“剽悍阴贼”“招权利无厌”的儿子严世蕃超迁为工部侍郎，还让他代为签发“票拟”；一面利用权势招财纳贿以中饱私囊。如仇鸾为甘肃总兵时，因贪虐罪入狱，他送3000两黄金给严嵩，并认严嵩为干爹，因而改任宣府、大同总兵。又如工部主事赵文华，因贪赃被贬出京为州判，后亦以重金和认干爹的卑鄙行径而又重返朝中复任旧职。其他如吏部尚书欧阳必进、刑部尚书何鳌、吏部郎中万寀、兵部郎中方祥、左副督御史鄢懋卿等人，皆以同样的手段而成严嵩的重要党徒。再如福建总兵抗倭名将俞大猷，由于不会巴结奉承，竟被严嵩的党徒诬告入狱，后来因为朝中正直官员凑足3000两银子给严世蕃，才得以出狱而改判为戍边大同效命。

　　严嵩父子掌权期间，正是“北虏南倭”猖獗之时。严嵩不仅坐视国家灾难于不顾，而且匿报、谎报军情，并乘机擢用党徒，打击异己力量。如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即蒙古军攻入古北口直抵北京事件），严嵩为了嫁祸于人，保护党徒平虏大将军仇鸾，竟用花言巧语诱使世宗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斩首；又如嘉靖二十六年和嘉靖三十四年，坚决抗倭的浙江巡抚朱纨和总督张经、李天宠也被严嵩的党徒诬陷，造成了朱纨愤而自杀和张经、李天宠被杀的冤案，而把抗倭的功劳记在党徒赵文华等人的身上。严嵩父子的罪行，罄竹难书。单论他们所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够下狱杀头乃至于灭门的重罪，为谋求一个既能作威作福又能明哲保身的万全之道，他们走上“结党”这条道路，以为只要“船员”足够多，就可以“富贵共享、风险共担”，殊不知“结党”本就是一步死棋。严嵩，除了削官抄家、儿子被斩，最终乞食度日、死无棺木下葬，被《明史》列入明代六大奸臣之一，为后世所永远唾弃。

　　以史为鉴，对全面从严治党不无裨益。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悖离党的性质宗旨，是污染政治生态的重要祸源，是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土壤。当前，我们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们党也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团结一致、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尤为重要，我们决不能对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行为听之任之，必须用重拳整治，使党内风清弊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