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我国古时历朝历代普遍重视对官员的选拔和政绩考核，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当官为民的朴素政绩观念，产生了一批为民造福、清廉务实、政绩斐然的清官能吏。借古鉴今，了解我国古代评价官员政绩的理念做法，对于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摒弃错误政绩观有所裨益。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认识到，官员道德修养的高低、个人素质的好坏，是政治是否清明、吏治是否清廉的关键，所以注重选拔有德行的人担任各级官员，以保证吏治清明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由此形成一系列以德才选人任官的制度。如夏商时期的三宅三俊法考核官员；周代的六德、六行、六艺选官法。秦统一后，在德行方面制定“五善”“五失”的规定，更加注重对官员才能和实际业绩的考察。汉代将考核收归中央，注重考察官员是否执行中央政令，有无滥用刑法等。隋唐时期，国家对官员考课的专门机构、标准及法规相继出现。唐代的考课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对官德的要求，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则是按职位性质进行划分，用于考校官员的治事才能和绩效。两宋时期建立“凡职皆有课，凡课皆责实”的考课系统，考核内容及标准趋于规范化。明清时期以“考满”“考察”为主要考核方式，注重对官员道德品格、政务才能、治理业绩的综合性考核，并注重惩治贪酷等问题。 

　　历史上政绩突出、造福于民的官员，其政绩观存在诸多共性特点。比如，以民为本。古代清官能吏普遍认可治理国家应该以安民得民作为根本。 宋代欧阳修为官主张节用，反对浪费，体恤民情，爱惜民力。至和元年，全国苦旱无雨，国穷民困，而宋仁宗还在大兴土木，营建不停。欧阳修尖锐斥责那些迎合皇上、鱼肉百姓，竭天下之财、兴无用之役的官吏，说他们是“但欲广耗国财，务为己利，恣侵欺于官场，图酬奖之功劳”。他坚请宋仁宗停修宫殿，养民力，节财用。欧阳修为官40余年，尽管仕途坎坷，三起三落，但他以民为本、刚直不阿的品格，始终不变。

　　勤政务实。古代官员勤于政事，埋头苦干做实事都会为民称颂。唐代的刘晏既是廉吏，又是能吏，他曾官至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安史之乱后，王朝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京城米价飙升，百姓无米下锅。刘晏受命于危难之际，宵衣旰食，首先从改革漕运入手，疏浚河道，改革用工制度，很快解决了粮荒问题，粮价日趋稳定，同时取缔了南方产粮区人民承担的粮食运输的徭役，减轻了百姓负担。随后他实行一系列经济改革，使经济出现复苏的曙光。刘晏在漕运、盐政、常平等方面的改革，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清正廉洁。清廉自守、刚直不阿为古代清官的基本标准。东汉名臣杨震，先后担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等职，一生廉洁奉公广为称颂。前往东莱郡上任时，杨震路经昌邑县。此时担任昌邑县令的王密晚上准备了十斤黄金赠送给杨震。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人会知道。”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杨震坚拒不受，王密深感羞愧而离开。从此，杨震被称为“四知先生”。

　　注重长远。古代一些官员积极做一些打基础、作铺垫、利长远的事情，赢得了百姓爱戴。清嘉庆年间，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时，岭南地区还比较偏僻，文化不发达。阮元看到广东“束书不读，不立文字之流弊”，决定大兴文化之事。当时在粤兴文，推进过程比较漫长艰难，但意义非常重要。在粤近十年间，阮元修《广东通志》，创学海堂，建三水行台书院，培养汉学人才，开广东近代文化兴盛之端。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感叹：“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他一手开出。”

　　保护生态。自先秦时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便是政绩评价的重要标准。我国历朝历代的政绩考察均可见生态保护和治理的内容，督促政府官员注重绿化，治理环境。明嘉靖年间黄河泛滥，泥沙阻塞河道，几名总督河道都御史均治水无效，后朝廷派刘天和治理河道。刘天和在一年间动员百姓植树280万株，在观察黄河泛滥与植被分布实情的同时，总结历代植柳固堤的经验，提出了“植柳六法”并广泛应用。之后，河堤两岸所形成的茂密防护林有效抵御了风浪冲刷和雨水侵蚀。刘天和的绿化、水利建设经验也为明清官员所继承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