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自古因漕运而兴，唐代成为军粮转运的河海冲要，金代设“直沽寨”，元代设“海津镇”，明永乐二年正式筑城。“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600多年前，燕王朱棣自此渡河，发兵南下，因“天子渡口”而被赐名的“天津”初现锋芒。明成祖朱棣将其视为军事要地，筑城浚池、设卫驻军，“天津卫”由此设立。“中华百年看天津”，天津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开近代文明风气之先的城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天津风光

　　忧国爱民  夙夜在公

　　天津因河而生，因盐业和漕运而兴，曾经的河海漂泊，使得天津人民更加眷恋津门故里，珍惜安居乐业的生活。而那些一心为民、民生为先的廉官廉吏，至今仍为后人称颂。

　　明朝万历年间，袁黄（号了凡）考中进士后授宝坻知县。到任后，他积极革除弊政，上疏求情减轻赋税、惠众安民，建立谷物储仓、救济贫民，扶植农桑生产、为民谋利。明代宝坻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水网交织，水灾频仍，百姓苦不堪言。为治理宝坻水患，他兴修水利，通过修堤泄水、造渠排水、修闸治淤等方式，成功减轻了水患灾害。袁黄为官清廉，他常告诫同僚：“大抵人生财禄，原有定数，贪者枉自秽污，而终身不能得一毫非分之物，廉者落得清修，而终不失吾命中所有之财”，故“我辈既号同心，各当砥砺名节，以清廉自誓”。他撰写的《了凡四训》，以其亲身经历训示子孙、劝人行善，在今天仍有着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清康熙年间，天津人周人龙中进士，先后任忻州知州、蒲州知府、江西督粮道等。周人龙居官期间，“忧国爱民政绩显，夙夜在公亦英雄”，乞病归家时清贫一身，人称“真清官”。乾隆年间，周人龙即将调任江西，却遇安陆属地钟祥发水患，上万百姓危在旦夕，他毅然放下行囊，紧急集合起十万民众筑坝堵堤。他夜以继日地在江堤最前沿指挥，和百姓一起冒雨护堤。两个月后，洪水消退，周人龙安心告别安陆乡亲赶往江西，其事迹于天津民间广泛流传。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时至今日，这些敬民爱民的天津官员仍为人铭记，广为称颂。以民为本是清明吏治之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开天辟地”的伟大成就，更有赖于时刻铭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做官为民，久久为功，驰而不息。

　　天津古文化街

　　铁血忠骨  守卫家国

　　天津是一座革命的城市、英雄的城市，见证了中国人民不畏列强、顽强抗争的悲壮历史。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先烈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守家卫国，将满腔的热血洒遍津沽大地。

　　“七台环向”曾被列为清代天津八景之一。鸦片战争爆发后，作为拱卫京畿的重要门户，天津遭到了西方列强的觊觎，他们将目标瞄准大沽口炮台，妄图突破北方要塞的最后一道防线,先后4次对大沽口发动入侵。1858年，英法联军攻击大沽炮台，沙元春与都司陈毅等爱国将领坚守炮台，率领官兵与敌军激战，壮烈殉国……然而，爱国将士们的血肉之躯终究未能敌得过英法舰队的火炮。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天津被迫开放，成为对外通商口岸，西方列强纷纷强设租界，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天津进行一系列的侵略活动，天津民众遭受着深重的苦难与屈辱，但始终自强不息，不屈抗争。

　　八国联军的铁蹄退去，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接踵而至。侵略者对天津人民进行了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在此绝境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天津人民积极开展敌占城市斗争和敌后游击战争，涌现出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与事迹。1932年秋，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与帮助下，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抗日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建立，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他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在天津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的住宅“红楼”也成为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1934年，吉鸿昌不幸在天津国民饭店被捕，就义前，他大义凛然地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诗句，时年39岁。

　　天津蓟县抗日名将包森，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设伏白草洼与日军激战，首开冀东整连全歼日军战斗的先河。1942年，包森遭日军袭击不幸胸部中弹牺牲，时年31岁。包森指挥的十三团在盘山与日寇进行了约60次战斗，士兵个个忠勇，让日寇又恨又怕。1940年，7名十三团战士组建阻击部队，掩护大部队转移，为争取时间，他们主动利用石多坡陡的山势，将日寇吸引到莲花峰。7名战士打退日寇冲锋4次，最终被包围在莲花峰，反击的子弹、手榴弹甚至山上的石头都用光了。最后战士们宁死不屈，砸碎武器，从南侧悬崖跳崖。

　　回望百年风云激荡，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抗争，在抗争中探索，在探索中觉醒，在觉醒中奔向光明……一部天津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历史缩影。在这抗争的过程中，彰显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正是中华儿女的精气神之所在。

　　天津港繁忙景象。   周伟/摄

　　五四精神  薪火相传

　　作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天津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孕育出无数青年学子和有识之士。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1898年出版《天演论》。他是中国最早传播西方政治经济思想、逻辑学、生物学的启蒙思想家，被中国近代维新派思想家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有志青年于天津成立了觉悟社，以南开学校为基地，领导天津各界人民进行集会、游行示威、罢课罢市、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并编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推动五四运动不断深入发展。1920年，天津军警武力镇压示威游行，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仍保持昂扬斗志，举办读书团，介绍新思潮，领导狱中斗争。在狱中的日子，周恩来的思想迅速向马克思主义靠拢。谈到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时，周恩来曾表示“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他的身份也由关心家国命运的学生逐步转变为投身救国运动的革命家。

　　觉悟社社员郭隆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女革命家，曾6次被捕入狱。敌人用尽酷刑想使她屈服，但她“宁可牺牲，决不屈节”，严守党的机密，保护了党的地下组织，牺牲时年仅37岁。社员马骏是东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积极宣传救国真理，传播革命火种。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和酷刑，他坚定表达“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牺牲时年仅33岁。他们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写下了救国救亡、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的革命篇章。

　　天津爱国青年学生同各界群众一起奋力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勇敢地冲在斗争的最前线，对全国五四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高潮的兴起培养了骨干力量，在天津革命历史上写下光辉篇章。“赤潮澎湃，晓霞飞动”，五四精神的红色火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上已成燎原之势，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严惩腐败得民心，清正廉洁育津城。70年前，面对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中国共产党以正义的枪声表明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内第一次廉政风暴就此展开。直到今天，枪决刘青山、张子善的两声枪响，依然如警钟般振聋发聩，促人警醒。近年来，天津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从清廉政治、清廉政府、清廉干部队伍、清廉市场、清廉社会、清廉法治、清廉文化七个方面，推动廉洁文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回望过去，津沽大地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印记。先辈们一路披荆斩棘、流血牺牲，才有了今日国泰民安。以史为鉴，廉润初心，面向未来，在新的征程上，天津将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发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打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清廉之城。（作者：南开大学博物馆副馆长、副教授）

　　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链接】西花厅修缮的风波

　　中南海西花厅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生前办公、居住的地方。这是建于清朝末年一座老式旧平房，外观非常陈旧。屋顶的小梁柱有的已经腐朽，壁漆斑驳陆离、墙皮大部脱落，方砖地面也日渐潮湿，窗子缝隙大，一到冬天，四面漏风。有关部门多次提出要修缮总理的办公室和住房，但他坚决不同意。  

　　1959年12月，周恩来秘书何谦向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提出并经他同意，趁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南方出差之际，组织房修部门修缮一下西花厅。工作人员一切都是本着适用、安全、节俭的原则办的，没想到还是违背了周恩来的要求。周恩来看到焕然一新的住房时发了脾气，一气之下搬到了钓鱼台的办公地。何谦没办法，只好按照总理要求，把原来的旧床换回来，撤掉了窗帘、吊灯等陈设，总理这才又回到了西花厅。

　　事后，周恩来问：我在银行有多少存款？何谦说你那么一点工资，什么费用都在里面开支，哪有多少存款！周恩来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赔又赔不起。此后，周恩来多次在国务院会议上作检讨。他说：我要求勤俭节约，自己没有做到。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周恩来总理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勤政为民、廉洁自律的杰出楷模。（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