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他是发展中国家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第一人，担任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席，荣获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现称发展中世界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他心中，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积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贡献智慧。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无论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等方面，均建树良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强调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由此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看待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经济应当在哪些方面发力，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近日，林毅夫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对这些问题一一给出了回答。展望未来，林毅夫说，中国经济依旧充满潜力，只要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有能力和实力为世界的繁荣与稳定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特的中国力量。

　　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记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您曾提出，中国的人均GDP如果能够达到美国的1/2，世界就会恢复到一个新的格局，到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倍。如何看待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林毅夫：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发展趋势看，到2035年，我国应该还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到2049年应该还有年均6%的增长潜力。如能够在2021年到2035年实现年均6%左右的增长，2036年到2049年实现年均4%左右的增长，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2倍。

　　中国经济的飞跃性发展有着现实的数据支撑。截至2020年，我国GDP总量已超过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达到10500美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要达到6%以上。按照这一速度，预计2025年之前中国就能跨过人均国民总收入即GNI 12535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目前，尽管我国一些传统产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但在人工智能、5G技术、云计算等产品研发周期短、人力资本投入为主要投入的新经济方面，有着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门类。同时，我国人力资本多，企业家创新能力强，具备弯道超车的优势。

　　记者：回顾二战后的历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摆脱殖民统治或半殖民地地位，这些国家和地区后来又为赶上发达国家而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但直到今天，为何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您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林毅夫：二战后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里真正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跨越的屈指可数。过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转型，经济学界的共识是，取消政府的所有干预，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唯有如此，发展中国家才能改善经济和发展绩效，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它奉行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失灵，倡导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南亚、非洲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相继从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于是，“转型”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新潮流。不幸的是，那些推行看似优越、却脱离现实的“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其他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转型并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渐进式改革。最初，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转型方式是比计划经济更不理想的制度选择，会导致贪污腐败现象更为普遍，并影响经济效率。实际上，通过推行这种转型方式，对原有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保护补贴，维持了经济稳定，同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的准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为后续改革创造了条件。而那些根据“华盛顿共识”来推进经济转型的经济体，绝大多数都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而且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非常严重。现在看来，世界上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推行的都是这种被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是最不科学的转型方式，即双轨渐进式的改革。

　　林毅夫在全国政协无党派界别小组会议上与其他委员交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邹红/摄

　　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请您谈谈共同富裕与三次分配的关系。

　　林毅夫：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一个基本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本质上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这一重要内涵。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能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使得依靠劳动力来获得收入的群体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初次分配实现效率，并兼顾公平；二次分配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开展脱贫攻坚、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主要是照顾弱势群体；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基于自愿和爱心基础的慈善事业，再次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第三次分配与第一次、第二次分配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发挥三次分配对收入和财富的共同调节作用，有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我国内地社会捐赠总额为1500多亿元人民币，占GDP的0.15%，占财政总收入的0.79%。如我国的慈善捐赠达到GDP的1%，就可以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第三次分配的意义不仅在于资金的规模，更在于其道德与价值层面的功能。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一些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多次提到“共同富裕”，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那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是什么？

　　林毅夫：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实际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共同富裕的目的是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逐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日益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洞察时代大势中把握历史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此，发展是必由之路，也是根本保障。为实现发展，必须有效发挥政府职能和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政府需要为相对落后的地区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应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企业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引领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记者：您曾经说过，任何经济学理论实际上都是“刻舟求剑”，发达国家没有“真经”，请问如何理解？

　　林毅夫：是的。作为经济学家，我倡导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归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倡导的政策，而是回归到亚当·斯密得出《国富论》中那些政策的方法，也就是《国富论》的全称“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表明的方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宣扬的政策，是亚当·斯密研究他所观察到的那个时代国家财富创造背后的原因，据此，提出一套逻辑解释和政策建议。我认为，任何经济学理论实际上都是“刻舟求剑”，发达国家没有“真经”。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往往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何况西方主流理论也不断随着其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经济学理论若要在我国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就要求经济理论工作者深入了解存在于我国的各种现象的性质和原因，自己提出理论来解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比较接近，因此根据中国的状况提出的中国理论不仅能改造好中国，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也会有比较大的借鉴价值。

　　记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走过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您认为改革开放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有何意义？

　　林毅夫：改革开放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后，中国已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从经济总量看，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此过程中，中国有超过7亿人口摆脱贫困。中国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和最大的实验，新理论来自新现象，改革开放奇迹为开展理论创新提供了绝佳机遇，是理论创新的金矿。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理解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就有可能提出新的经济理论，揭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了解当前问题的根源、解决的路径和所需的制度保障，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高度重视并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的经验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宝贵经验中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我2012年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回来以后，基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及转型成败经验推动总结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从这个视角所做的努力。

　　记者：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今年7月，经党中央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请您谈谈此举的重大意义。

　　林毅夫：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判断，强调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高质量发展作了进一步强调。这些思想环环相扣，系统回答了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干”的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连同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对发展思路的调整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党中央在2020年提出“双循环”。过去我们一向都认为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容易形成一种误解——只要出口受到一点影响，中国经济就会受到巨大冲击。实际上，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国内循环的比重很大，只要把国内经济治理好，经济形势就可相对稳定。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国经济，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再如，党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可以避免外界简单地把中国发展模式视为“出口导向型”，还有利于引领全国人民准确把握当前发展所处的环境和阶段，在释放内需潜力、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坚信，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和引领下，世界经济中心将势不可挡地转移到中国，世界的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必将转移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