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著有《苦难辉煌》《浴血荣光》《为什么是中国》等。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入侵中国东北；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这两个日子，浓缩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苦难与辉煌，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和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军人战场喋血，民众觉悟唤醒，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凝聚成一个坚强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用3500多万人生命的巨大牺牲和英勇无畏的顽强抗争，谱写出世界战争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如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近日，本刊特邀金一南教授讲述血与火的抗战岁月，解读抗日战争对我们的启示，以史为鉴，警示未来。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集体运作

记者：今年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侵略的序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作为抗日战争的开端，这一事变是如何发生的？

金一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9万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19万人不战而退。关东军3天占领沈阳，一个多星期控制辽宁，3个月控制东北三省。当时的中国从思想上尚未做好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两国工业能力和军事现代化程度的差距也是不争的事实。1894年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已完成近代化改革，武器装备水平远超清军。1931年中国与日本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时期更为巨大。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600架，中国一架也产不了；日本年产坦克200辆，中国一辆也造不出来。

而且，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就一直在通过不断制造和利用危机，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如果说军事独裁是日本政府肆无忌惮的前提，那么积贫积弱的中国便成了他们垂涎已久的肥肉。所以说九一八事变并非意外，而是昭和军阀集团成员成熟的集体运作。

记者：请您谈谈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

金一南：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既带来了先进思想的源头活水，也带来了侵略战争的滔天祸水。日本比中国早 36 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但耐人寻味的是，当大批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之时，日本法西斯理论鼻祖北一辉却在中国上海的亭子间，用清水泡米饭完成了他的法西斯思想代表作《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6年12月25日，北伐军正在中国大地摧枯拉朽的时候，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继位，改元“昭和”。由此，开始了一场以少壮军人为前导、以清除腐败为旗号、将整个日本拖入法西斯深渊的“昭和维新”运动。他们对日本社会现状充满了批判，批判的武器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军人奋起，才能打破腐败的政党政治。就这样，日本进入了军阀疯狂、媒体疯狂、民众疯狂的时代。另外，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背后还有处心积虑的盘算，他们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在中国做的大量细致的情报工作和在国内完成的周密军事准备上，就可见一斑。

油画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日本投降）陈坚/绘

中国共产党点燃民族火种，唤醒民族觉悟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如何理解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金一南： 什么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以科学的纲领和方针引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所发挥的根本作用，就是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坚决抗战、奋勇杀敌，不畏牺牲、绝不投降的不屈精神。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7年9月23日，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发现日军的第二十一旅团有可能进犯平型关，上级组织即命令独立团突袭敌人后续部队。次日，该独立团团长杨成武率独立团到达腰站这个地方，凌晨时就与先到来的日军的小股部队进行了激战。但第二天凌晨，日军兵力倍增。独立团选择了平型关一带的乔沟作为伏击点，这里是因雨水长期冲刷所形成的一处险隘之处，也是敌军必经之地。在这次激战中，独立团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坚决抗战到底。1938年7月，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1940年2月，军部警卫排长张秀峰携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张奚若，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他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杨靖宇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像杨靖宇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正是他们，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救亡的中流砥柱。

记者：不畏牺牲、誓死不降，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除此之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您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最突出的特点体现在什么方面？

金一南：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3个月可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蒋介石判断对日作战可支撑6个月，他看到的是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毛泽东却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

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不但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在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觉悟了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战争初期，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根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日军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令日军震惊不已。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

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是对“蒋廷黻之问”的回答和超越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就抗战问题作了很多精彩的演讲，有的关于正面战场，有的关于敌后战场，有的分析旧式军人因素，有的分析战术技术因素。重温那段历史，请您从总结教训的角度，谈谈如何消解日本侵略对国人造成的创伤，并谈一谈这场战争对我们的启示。

金一南： 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今天我们回顾抗日战争，绝不是听一段伤痕文学，然后舔舔伤口、包扎伤口，落泪不止就结束了。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今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支撑是什么？是空前的民族团结，是英勇的民族抗争，是深刻的民族觉醒。我们再也不能让这种悲剧发生。

抗日战争发生之前和发生之初，中华民族的命运跌到了谷底，我们是从谷底开始攀升，在大灾难中开始了觉醒、奋发。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中，存在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这种思想所带来的影响无所谓国家利益，无所谓民族利益，只有王朝利益，只有姓氏利益，这是中国近代致弱之源，就是孙中山为什么讲4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而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第一次真正经历了全民的觉醒，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日本侵略者杀中国的人、掠中国的地，绝不是仅仅在和一个国民政府打仗或者和中国共产党打仗，而是对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挑战，因此中华民族全民族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现在我们讲民族复兴，应有之义有国民经济的增长、人民的普遍富裕等，但强调物质的同时不要忘记精神。当物质上来了，精神垮下去了，依然无法实现有效复兴；当然，光凭精神力量没有物质力量也不行。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复兴，才构成一个民族全面的真正的复兴，就是由一盘散沙变成一个坚强的整体。我们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向世人展示了什么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战“疫”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坚强整体，就是在物质和精神双重作用下，构筑起来的坚强堡垒。

记者：您曾在演讲中谈到过历史学家蒋廷黻发出的“蒋廷黻之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您从这一问题谈起，给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华民族赶上西方国家的回答。在建党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开启之际，请您再谈谈今天怎么认识“蒋廷黻之问”？

金一南： “蒋廷黻之问”是在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提出的，这一问题的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能胜利，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能胜利。这些问题大清王朝回答不了，北洋政府回答不了，国民政府回答不了，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能够回答。新中国的成立，是对“蒋廷黻之问”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我们不是为了主义而主义，为了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分析中国问题的一个方法和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途径，但它不是我们的目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存在于中国，存在于全世界华人心目中最根本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就是说，这个党、这个政权最能代表、捍卫和维护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最能展现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价值点。

“蒋廷黻之问”提出时，他想到的是怎么样让国家能够保全，怎么样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想都不敢想。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工业技术等快速发展，尤其是高新科技的发展，进一步回答了“蒋廷黻之问”，就是我们能够赶上西洋人，并在很多领域拥有了先进的科学和机械，走在世界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是对“蒋廷黻之问”的有力回答和超越。蒋廷黻当年也没有想到，全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以及中华文明，唯有中华文明不仅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在今天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赋予中华文明的全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