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新任职后即骄傲自满、以权谋私，今非特例且古已有之。这里，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清代官员的故事，他历经坎坷才走上仕途，甫经两月即遭弹劾。其上任后的所作所为，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思、引人警醒——

　　翻开清光绪年间编纂的《嘉定县志》，历任知县编列在册，其中就有乾隆二年初上任的郑兆业。与他人颇为不同的是，他的名字之后除了科考经历，还多了“正月任，即劾去”几个字。从下一任知县王槃三月赴任的记载来看，郑知县在职时间不足百天。究竟为何履新后即遭弹劾？这还要从他考中举人的康熙五十年说起。

　　那年九月迎来了顺天乡试放榜的日子。举人名单一出，顺天府丰润县郑氏家族三人同时登榜的消息，就在直隶科场引起不小轰动，中举者是郑愉、其子郑兆业和其侄郑兆鲲。

　　考中举人便有了做官资格，这是当时所有读书人的追求，但难度非比寻常。据久历科场的清末进士商衍鎏统计，清代一年全国进士和举人的数量只有一千多人。一家三人同科中举可谓世间少有的奇闻。

　　据《丰润县志》记载，郑愉很快出任冀州学正，专心培养后学，直至退休。相比于父亲中举即任官，郑兆业可没那么幸运，他的任官经历只有乾隆二年出任嘉定县知县。从中举到任官，中间足足隔了26年。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这26年间郑兆业做了什么，不过，当时的举人或进一步考取进士，或投上简历等待官缺出仕任职。清代中期，官缺开始紧张，有的举人甚至候选30余年才能初任。郑兆业也面临官职越发不好谋求的现实。这26年，他大概处在考也考不上、候缺也候不来的状态，难免让人心焦。或许正是累年的煎熬以及漫长等待后的过度欣喜，促使郑兆业在仕途第一站就做出了诸多让自己声名狼藉的举动。

　　郑兆业还未到任就有“热情”的当地人前来拉关系、找门路。通过薛仁锡等人的介绍，郑兆业收了王元金、李天培和李天璘三人做门生，还高高兴兴地拿了他们递来的180两银子。

　　介绍行贿的薛仁锡可不是个善茬。此人是顺天府大兴县人，早年曾在长洲县任职，干了一年多就被弹劾，后来又跑到宝山县当知县，在任期间贪污受贿，按律拟判死刑，赶上大赦才保下一条命。

　　对于初来乍到的官场新人郑兆业而言，薛仁锡既是顺天府老乡，又在苏州、太仓一带官场混迹多年，情感上可叙同乡之谊，经验上熟悉当地官场动态和风土人情，实在适合聘请入幕。郑知县却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没看透薛仁锡的德行就盲目轻信，日常政务处理往往对他言听计从，全然不顾其过往恶行可能给自己带来风险隐患。成为幕友的薛仁锡经常掀开轿内窗帘招摇过市，显摆自己是知县老爷身边第一红人，郑知县对此跋扈之态也毫无顾忌。

　　更让嘉定人大跌眼镜的是，郑兆业手下竟有典吏胆敢打着知县的招牌四处结交。原来，郑知县私下曾向典吏徐正借过钱。徐正虽未参加过科考，仍通过专门考试，即将从吏员转为流外官，取得身份上的突破。知县有求于己，使得他自以为与知县关系非同一般，甚至在拜会他人时使用“治年家晚生”的名帖落款，意思是“我是与知县老爷关系很近的官场晚辈”。这一做法不仅凭空捏造自己有科考功名，也逾越了官吏界限。如果郑兆业谨遵礼法，他应该断然阻止这种有损自身名节的做法，但不知是不是借钱理亏，他并没有当回事，惹得全县人议论纷纷，耻笑他如此不怕丢人。

　　收受贿赂、用人不当，都发生在郑兆业到任后的短短两个月内。官民的议论不久便传到了上司耳中，江宁巡抚邵基很快上表弹劾郑兆业，将其种种劣迹写在了一份流传至今的揭帖之中。当年三月，中举后蹉跎26年的郑兆业就被吏部革去了官职。他的“正月之喜”还没品味够，转瞬就变成了“三月之殇”。

　　一县之治始乎令，尤其是新履任的知县，更应该谨言慎行，知人任事。如何当好州县官，清人曾提出不少建议，如“事无大小，皆当致谨”“咨访贤友，聘请入幕……勿轻信妄任，驯致误事”等等，郑兆业显然没有将这些告诫当回事，成为了刚任职就翘尾巴的反面典型。

　　每每阅此，深感痛惜。年轻时名贯乡里、也曾对仕途大有宏愿的郑兆业，以此短短两月的躁妄昏聩，在历史上留下的只是一段“收拜门生而婪贿、任用匪徒而招摇”的不光彩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