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数千年的风雨洗礼，北京城市辉煌依旧；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北京文化历久弥新。作为多个朝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重要的廉政故事、涌现出众多清廉人物，形成了独特的廉洁文化。

北京国子监

浩然之气  千秋凛然

老北京有句俗话:“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意思是说胡同太多，数也数不清。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中，古迹傲然屹立。位于东城区的“三祠”官德教育基地，包括文天祥祠、于谦祠和袁崇焕祠，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先贤志士心系家国、不畏牺牲的内在禀赋。

府学胡同63号，一座面积近600平方米的两进四合院古色古香。这是始建于明洪武九年的祭祀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其旧址为文天祥被囚于元大都（今北京）时的土牢。

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词拒绝敌人的劝降。甚至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到土牢里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都毫不动摇，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将军，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就死，还说什么鬼话！”说完，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慨就义。生前，他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死生安足论。”

文天祥忠贞爱国的精神随着《正气歌》的广泛流传，凝聚成浩然正气，滋养着首善之区。

在东长安街南侧的西裱褙胡同23号，曾住过明代的“纪检监察干部”于谦，这座四合院的学名叫“于忠肃公祠”，俗称“北京于谦祠”。

于谦祠第一展厅内景   王慧梅/摄

于谦24岁中进士，不久就担任了监察御史。明宣宗很赏识他的才能，提拔他为河南、山西巡抚。尽管他身居高位，但仍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

明宣宗去世以后，九岁的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宦官王振专权，官僚作威作福。一时间，朝局混乱。于谦看不惯王振擅权，从不逢迎。为此，王振对于谦非常忌恨。

当时，地方官要进京朝见皇帝办事，必须得先贿赂朝中权贵。于谦从外地回京时，他的幕僚建议他买些土特产孝敬京城权贵。于谦听后，非常生气。他甩了甩两只宽大的袖子说：“我就两袖清风！这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公元1449年，明英宗被太监王振怂恿率领大军“御驾亲征”，结果被瓦剌骑兵活捉，史称“土木堡之变”。瓦剌铁骑一路南下兵临北京城，大明王朝命悬一线。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明景泰帝继位，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站出来主持大局，力主死守北京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京保卫战”。

后景泰帝病重，英宗复辟，他以“谋逆罪”将于谦杀害。抄家的时候，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但打开来看，只有皇上赏赐蟒袍、剑器，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

从此便有了“两袖清风昭万世，一轮明月耀三台”的名联，赞扬了于谦生平淡泊名利的高贵品质；也有了乾隆御书的“丹心抗节”匾额，昭示了于谦的一片忠心。

在于谦祠东南方向三公里处，是“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的明末廉吏袁崇焕之祠堂。他曾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但因不得魏忠贤欢心辞官回乡。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袁崇焕得以重新启用。崇祯二年，袁崇焕率兵击退皇太极。解了京师之围后，魏忠贤余党却以“擅杀岛帅”“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袁崇焕最终被朱由检以通敌叛国罪处以凌迟。

袁崇焕死后，袁家遭到抄家没产，户部将这些财产全部估价，发现一共不过千余两，仅相当于从二品官员两年的岁俸。《明史》评述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毛泽东称袁崇焕是“明末爱国领袖人物”。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但文天祥浩然正气以身殉志、于谦两袖清风勇担重任、袁崇焕清廉为官为国分忧的优秀品质，却如同种子般在京华大地生根发芽，芳香四溢。

星星之火  百年流光

北京五四大街29号，红色思想在这里萌芽。

这座红色砖墙、红色窗棂的北大老校舍，经常被称为红楼、北大红楼或沙滩红楼的著名建筑，静静地伫立在喧闹繁华的街边。如今，依托该旧址，这里建成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成为供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开展党史学习的市级廉政教育基地。

北大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五四运动中，这里更是反帝爱国运动的策源地。

陈独秀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北大红楼的展陈，展示了李大钊等在学术、文化、革命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参观者在观看学习的过程中与新文化运动的先贤相逢，与“南陈北李”相知，与民族觉醒的伟大历史进程共进，进一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以此明志。位于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讲述着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最具代表性的革命活动，传颂着他崇廉尚俭、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同时代的人曾这样形容他：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杉，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却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最终第一个走上绞刑架，英勇就义。

像李大钊一样牺牲或安葬在北京的仁人志士还有很多。位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北京市全面从严治党政德教育基地，是国内目前最著名、规格建制最高的园林式公墓，安葬着众多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革命烈士、国际友人，是民族精神与国家荣誉的象征之地，红色资源数量最集中、最丰富、最有典型性。

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长眠于此。1927年11月王荷波由于叛徒出卖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临刑前唯一遗嘱就是子女世世代代跟共产党走，千万别走与自己相反的路。

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决定对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骸重新安葬。经多方探查，人们在安定门外的杂草丛中收殓了烈士的忠骨。1949年12月1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移葬仪式，周恩来总理亲临主祭。

革命先贤的英雄事迹好似永不磨灭的火种，燃烧至今。

廉洁之风  万世永传

泛黄的信笺，用毛笔、钢笔、圆珠笔、铅笔等写就的手稿，有的字体灵动飘逸，有的娟秀端庄，有的刚劲有力，有的朴拙潦草……走进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就走进了一段段书信的流金岁月。

千余封家书手稿，几百幅老照片，日记、手札、票据，勾勒出中国传统家书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也串联起明末清初至21世纪，一个个普通中国家庭的温情记忆。这其中，不乏一封封红色家书。这些家书的作者有的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鲜血把家书染红，为我们的党旗、国旗和军旗增添了颜色；有的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为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发展贡献力量。由于这些家书质朴动人、真实可感，记载了当时的生活，反映了作者的心声，成为了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廉政教育的生动素材。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重要指示精神，2021年，北京市纪委监委继续拓展全市党史学习教育阵地，新增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等3家市级廉政教育基地，与原有28家基地一起，形成了“4+N”廉政教育集群。

宋庆龄故居中用旧毛线编织的毛腿裤，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中萧克将军租用群众的旧木箱，李大钊故居中的手工军棋、旧风琴和月薪表……一件件珍贵的物品，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沧桑而不改的初心，体现着首都红色资源中丰富的勤廉基因。2021年再版的《北京廉政教育地图》系统生动展现了31家市级廉政教育基地，涵盖全面从严治党教育、党史教育、古代官德教育、传统家风教育等多个维度，通过深入挖掘首都红色资源，为党员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廉政教育提供保障，促进全市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意识不断提高，全社会崇德尚廉氛围不断增强。

北京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创新机制、创新平台、创新表达，立足北京特色，深入挖掘城市蕴含的廉政基因，从思想源头抓起，不断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营造不想腐的思想自觉，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助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让廉洁之风吹遍首善之区。（作者单位：北京市方志馆；北京市纪委监委宣传部）

北京市全面从严治党政德教育基地

【链接】歪钟变警钟

在北京的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里保存着一口明代天启年间的“歪钟”，其铸造于明代天启丁卯年，通高170厘米，重452千克。钟钮为蒲牢钮，肩部铸有莲瓣纹一周，钟体成筒状，钟裙部外撇。区域之间铸有铸造年款和“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祝颂吉语。因钟体上铸有“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虔铸”的铭文，也被称为“明魏忠贤铜钟”。一件古代铸钟工艺“意外”产出的“残次品”因何产生并被保存至今？民间流传着一个关于“歪钟”变“警钟”的传说。

相传，魏忠贤到西山游玩时，发现了嘉靖年间大太监赵政所建的摩诃庵中悬挂着一口大钟，质地纯良，钟声悠远。羡慕之余，下令内织染局的掌印太监齐良臣为自己铸造一口大铜钟。钟铸成后魏忠贤就命人将它挂在东华门外，然后每天在宫中侧耳听钟声。可是，这口大钟的声音却无法与摩诃庵钟媲美。

明天启七年秋八月，皇帝朱由校驾崩，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崇祯皇帝素知魏忠贤的罪行，在经过近一年的论罪、打压之后，魏忠贤终被崇祯皇帝正法。人们本欲毁去那口魏忠贤铸造的钟，却因有“铸钟如做人”的说法而将这口钟保存了下来。从此，将它作为一口警钟用以警示后人，做人要“堂堂正正”。

经研究人员检测，发现“明魏忠贤铜钟”之所以是歪的，是因为铸钟时内外范套合时发生偏移，导致钟壁一面薄、一面厚，钟纽在铸接时又没能保持在钟体上方的正中位置，所以这口钟不仅形体“歪”，而且钟声也不如其他古钟优美动听。◆

【链接】传牌稿：抵制腐败风气的“宣言书”

清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55 岁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奉命赴广东查禁鸦片，引起全国瞩目。这天，正是他从京城启程的日子。一向清正的林则徐深知官场的腐败风气，他思索良久，决定在临行前正式启用钦差大臣官印，向此行第一站——良乡县，提前发出一道公文《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以下简称“传牌稿”）。

所谓“传牌”，类似于今天的“通知”，就是上级官员向下属发布命令或作出指示的一种下行公文。林则徐把它称作“传牌稿”，还有文章急就而成的意思，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件公文重要、紧急的程度。传牌稿只有短短400余字，但内容却十分丰富、具体，从轻车简从、自费交通、简朴用餐、严管随从、不搞攀比、关心基层、执行期限、严厉问责等方面为公务出行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要求。这些纪律要求，既规范了食、住、行等细节标准，又划定了随行人员的行为“红线”，更是一篇遏制当时官场迎来送往、奢靡浪费等陈腐习气的廉政“宣言书”。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传牌稿中的话不是说说而已，林则徐从第一站良乡开始，就以身作则，贯彻落实各项“纪律”。从林则徐日记中可知，他抵达良乡的当晚，入住清代京师第二大书院——卓秀书院。良乡县严格按照传牌稿的要求进行接待，没有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只安排两名县衙官吏在门口引导入住，饭菜也很简单。实际上，林则徐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一则卓秀书院位于县城东门外，可不打扰城中百姓生活；二则可与书院学子交流，便于开展调研，了解当地风土民情以及百姓对禁烟的看法；三则良乡是出京首邑，历来差役浩繁、供役甚多。明代良乡县令樊巍就曾诉苦说“寄语四方宦游客，选官切莫选良乡”，意思是良乡县人力疲惫、财力欠缺，奉劝想搜刮钱财的官员就不要到这里来了。而林则徐明确将住宿地选在良乡，就是用实际行动表明廉洁奉公的立场和决心。（北京市纪委监委   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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