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遵守保密纪律是党员干部的义务，也是党纪国法的要求。我于1955年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1965年起担任邓颖超大姐的秘书，在他们身边一共工作了37年。37年间，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周总理和邓大姐在自觉严守保密纪律方面发挥的表率作用。

在革命年代，能否坚守保密纪律，不但事关作战的胜利，而且攸关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在南昌起义中，正是周总理以身作则、严守机密，保证了南昌起义的进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总理去南昌组织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接受任务后，周总理一直没有告诉邓大姐要去南昌的事，直到走之前的那个晚上，他才对邓大姐说：“今晚要动身去九江。”至于去九江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周总理都没有讲，邓大姐也没有问。邓大姐后来回忆说：“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

一直到8月初，邓大姐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得知发生了南昌起义。邓大姐对我说：“恩来同志当然知道这次行动的性质，在那样的白色恐怖岁月里，每次生离都意味着可能就是死别呀。但是党的纪律不允许他透露一点信息，他就严格按照党的纪律的要求，一个字都不透露。”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和邓大姐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他们之间信守保密纪律如初，一个不讲，另一个不问。1964年，我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试验工作时，周总理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要求，试验的有关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他还特意指出：“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由于周总理有言在先，反复强调要严守党的纪律，并且以身作则，所以，在原子弹爆炸前，没有发生泄密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消息透露出去。

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晚年，他们仍然守口如瓶，自觉遵守纪律。周总理患癌后，有一次两人在一起交谈，他对邓大姐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大姐回答：“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然而他们还是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埋藏在各自的心底。

我曾经问过邓大姐，为什么你们能做得这么好？她说：“作为党员，恩来同志和我始终遵守着党的教导：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

周总理和邓大姐已经离开我几十年了，但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的优良作风，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宁可清贫自在，不可浊富多忧。新时代，我们党的干部要学习伟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的优良作风，要知敬畏、守底线、不逾矩，严守政治纪律，树立规矩意识，做到慎独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