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春时节，在清澈的汉江和古老的城池之间，回荡着“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诵读声，这是人们熟知的唐代襄阳籍诗人孟浩然的《春晓》。许多人知道襄阳这座城市，往往也是从这首诗开始的。襄阳这座城市不惟有诗歌的流光溢彩、战争的金戈铁马，她还是一座文化多姿多彩的城。其中清正廉明、勤政爱民的文化精神就是古城一抹靓丽夺目的光彩。

　　襄阳临汉门   赵兴沛/摄

淡泊守初心  勤政甘清贫

　　在襄阳城西有一处名胜古隆中，相传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诸葛亮的躬耕成才之地。这里“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无数中外游客怀着对诸葛亮这位先贤的敬仰之情而来。“古隆中”石牌坊横枋上镌刻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出自诸葛亮《诫子书》，是他对儿子诸葛瞻的告诫，更是他自己砥砺一生的信念。

　　在绿树掩映的隆中山间，武侯祠、三顾堂以及一处处文化遗迹，幽雅深致。诸葛亮从一个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到二十七岁出山，其间躬耕苦读、励志成才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移步至“隆中书院”，展厅里复制的诸葛亮的信函和奏表文字，为我们打开了解诸葛亮的另一扇门。一封诸葛亮写给李严的信中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除了俸禄，他家里没有余款，妻子连件像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家境如此清贫，不得不叫人赞叹。而在《自表后主》中，他写道:“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按照三国时期的官俸制度，“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是一个很低的数字；“随时衣食，悉仰于官”，自己的衣食也都是靠官俸维持；家里不做别的生计，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去世之后也要做到“内无余帛，外无盈财”。读到此处，不能不感佩一代名相守身自律、廉洁奉公的高尚节操，令人顿生仰止之情。

　　我们熟知的往往是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和神奇智慧，隆中书院的这一展厅，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守身自律、廉洁奉公的万世楷模和典范。他用“淡泊明志”的初心，贯穿生命的始终，实现了他清正廉洁的政治理想。

　　襄阳古隆中   赵兴沛/摄

羊公碑尚在  读罢泪沾襟

　　襄阳城南有山名曰“岘山”，自西向东十里青山环抱古城，其东叫岘首。这岘首山风景秀美，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扬，引得数不尽的文人墨客登临咏赞。究其原由，是因为这座山和一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那就是西晋征南大将军羊祜。

　　羊祜出镇襄阳之初，江汉间由于连年征战，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他率军开荒屯田800余顷，不但充实了军粮，而且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大力兴办学校，教化民众；生活简朴，家无余财，而且常常把自己的俸禄赏给百姓军士，深得军民之心。为了做伐吴的准备，他以德怀柔，使对峙的敌方，也佩服其勤政爱民之德。最终，他苦心制定的灭吴方略，在他举荐的继任者杜预任中得以实现，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咸宁四年，由于积劳成疾，羊祜在京城述职期间去世，消息传到襄阳，百姓罢市痛哭，街巷悲声相属，连绵不断。此后，为了避羊祜的名讳，襄阳人把房屋的“户”都改叫为“门”；为了纪念他，还把岘山群峰中的一座山叫作“羊祜山”，并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息之地岘首山建庙立碑。此后每逢时节，襄阳百姓都会祭拜他，睹碑生情，莫不流泪，因此称作“堕泪碑”。数百年之后，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也不禁长叹“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范仲淹在《寄题岘山羊公祠堂》诗中也写道：“休哉羊叔子，辅晋功勋大。化行江汉间，恩被疆场外。中国倚而安，治为天下最……公乎仁泽深，风采独不昧。于今堕泪碑，观之益钦戴。”

　　羊祜的仁德风范，流芳后世、影响巨大，细检中国的山名，名叫岘山的不下10处，足见羊祜勤政爱民的文化精神跨越时空的魅力。

谁知尚书弟  家贫无余财

　　“真清啊！”到襄阳的客人们面对汉江，往往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句赞叹。自古以来，汉江就以其“清”赢得了许多诗人的吟诵。李白赞道：“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苏东坡在《汉水》中叹道：“襄阳逢汉水，偶似蜀江清……过之不敢慢，伫立整冠缨。”他说襄阳的汉水和蜀地的江一样清澈，当我到了江边，不敢轻慢，而下意识地恭敬地站立在那里，整了整帽子以示尊敬。这不唯是诗人对大自然的敬畏，更是他对政治清廉的期盼。

　　历史上，襄阳还有一位清廉如水的官员，他叫方岳贡。他的家乡谷城在襄阳汉江的上游、一个山水环抱的秀丽小城。明崇祯年间，张献忠占据谷城时，听说居民方岳宗是松江知府方岳贡的弟弟，以为他沾哥哥的光，家境肯定殷实，就借故把他拘禁起来，要他出钱助饷。方岳宗大呼“家贫无余财”，张献忠哪里肯信，派兵上门搜查，结果正如方岳宗所说，家里除了书籍、散碎银子之外，被方岳宗认为最值钱的，就是兄弟俩的一堆来往书信。见此情景张献忠顿生敬意，释放了方岳宗，并修书一封，让方岳宗的家人把信送到松江，他在信里面坦率地说：“使为官者人人皆如我公，百姓不受朘削之苦，献忠何能起事？”并且说他知道方岳贡不会回信，他也不希望得到回信。

　　一个地方要员的弟弟家竟然清贫至此，以至于能够叫一个农民军领袖自愧自省，足见清廉是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也是令一切敌人胆寒的力量。

　　大北门码头   邓少宏/摄

郑公堤尤在  民不能忘之

　　汉江穿襄阳市区而过，南边古称襄阳，江北称樊城。樊城从古至今都是繁华的商贸之区。清中期，樊城有20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业会馆和几十个客货运码头，正是“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樊城之所以繁华，答案就在护佑着江岸的青石大堤上。

　　清道光八年，郑敦允任襄阳知府，了解到汉江水患让樊城“堤岸日圮，富庶渐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商业发展受到巨大威胁。此前几任知府都未能成功建石堤，是郑敦允“持之以决，恪之以诚，赴之以勇”，力排众议，凝聚士民之心，才“议甃石堤四百馀丈，二年而成”，“障狂澜而奠民居”。1831年，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水让所筑石堤塌陷过半。事实上，根据后来的光化县知县陆炯在《新建郑公祠记》中所撰，如果不是有他修的石堤捍卫，樊城受灾会更加严重。但已调署武昌粮储道的郑敦允仍感到是自己失责，执意要求回襄阳修堤。襄阳人听说郑敦允要回来，“走迎三百里，日夜牵挽而至”。郑敦允回到襄阳立即投入到大堤的修复工程之中，牢固的大堤让樊城人永蒙恩泽。第二年正月，郑敦允因积劳成疾，以生命谢任于襄阳。襄阳百姓悲痛万分，“民哭公，如哭私亲”。在他离世3年后的秋天，各方人士自发捐资在汉江北岸修建了郑公祠，并留下“民不能忘”的石匾。后人把郑敦允修建的大堤命名为郑公堤。

　　今天，郑公堤依然雄伟屹立在樊城江岸，“民不能忘”的石匾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磨灭。它仿佛在告诉人们：为官心中有民，民便永不能忘。郑敦允忠于职守、敢于担当的为民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丰厚精神遗产。（作者：湖北省襄阳市旅游学会会长）

【链接】刘弘任人唯贤

　　西晋永兴年间，镇南大将军刘弘因讨伐张昌之乱，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节襄阳。叛乱平定之后，刘弘请求补选官吏，惠帝听从他的请求。于是刘弘以功劳德行为准，根据他们的才能而补授职务，颇受朝中舆论赞赏。他推荐有功将领皮初补任襄阳太守，以及其他多人担任荆州各地官员。朝廷以为皮初虽有功，但襄阳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轻授皮初，就提议让刘弘女婿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可是，刘弘并未因朝廷任命他的女婿为襄阳太守而高兴，反而说：“夫统天下者，宜与天下一心；化一国者，宜与一国为任。若必姻亲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并再次上表推荐立有战功的皮初为襄阳太守。朝廷只好同意了他的表奏。刘弘镇荆州期间,还劝课农桑，宽刑省赋，体恤百姓；解除山泽之禁；废军中酒分三等；安抚流民；遣返太乐伶人等等，深得人心。因此不但僚属对刘弘非常崇敬，百姓也称“爱悦”。史载刘弘“卒于襄阳。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后来荆襄大乱时，“父老追思弘，虽《甘棠》之咏召伯，无以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