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党中央作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研判和重大判断。过去20年里,我国积极把握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发展条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如今,我们来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亦是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关头。与此同时,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地区热点持续动荡,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活跃,“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沉渣泛起,这些因素不仅使国际关系格局和外交秩序日趋复杂,也给我国战略机遇期所需的国际环境增添了更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科学理解和充分用好战略机遇期,直接关系到我们精准定位、全面把握自身所处世界坐标和总体境域,并科学制定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特别是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
何谓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通常是指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能够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客观条件,并对其历史命运、国际地位和成长轨迹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个专有发展阶段或特定历史时期。如果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国家可能实现超常发展,反之可能丧失跨越发展的机会。因此,正确把握战略机遇事关一个国家发展全局。历史上,部分国家正是站在战略高度精准把握时机,抓住并用好难得历史时期或特定发展阶段,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推动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从而深刻地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并最终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趋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正是抓住大航海时代开辟国际贸易新路线的机会,率先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工业革命和科技变革为契机称雄世界。二战后,美国依托国际权力结构转移和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形势,确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可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就必须敏锐发现战略机遇,紧紧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
善于发现和把握机遇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的鲜活经验和重要法宝。20世纪70年代初,党中央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整个冷战格局呈现“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和国际形势,以促成中美关系“解冻”为突破口,扫清了我国同西欧、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关系发展的障碍,为后续我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事务铺平了道路。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又抓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演进的历史机遇,及时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在较短时间内迅速缩小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
21世纪初,正值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趋势不断深化和强化的重要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认识和重大判断。从国内角度看,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已经为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更大程度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为我国推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对外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途径。从国际因素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促使国际力量对比愈益朝向“东升西降”“新起老落”的趋势发展,推动包括我国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同时,我国与西方主要国家虽然小摩擦不断,但是没有足以引发全面对抗、局部冲突的大矛盾。尤其是恐怖主义恶性膨胀给国际战略格局带来明显变化,让美国不得不转向全球反恐,客观上减缓了美国对我国的正面战略压力,还间接助推中美两国成为国际反恐事务中的合作伙伴,使得我国可以更好地在与美国的战略周旋中谋求自己发展的新机遇。过去20年,依托和借助战略机遇期的有利时机,我国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迈上新的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长期积累的矛盾与新问题、新挑战交织叠加,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面临更为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经济低迷导致外部需求不振等因素交互作用,又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和结构转型升级的难度。另外,由于忌惮我国的崛起,美国一些政客已经改变之前对华长期采取的接触加防范双轨政策,明确将我国列为竞争对手,开始把更多的战略资源用于压制和围堵我国。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我国面临的国际战略形势和整体发展环境趋于严峻,也使孕育战略机遇期的构成要素和基础参量发生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有关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废的讨论再度升温,关于战略机遇期是否走向终结的疑问也开始出现。
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之中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但总体来说,我国依然具备很多有利的内外部因素和主客观条件。一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平衡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与以往不同,这次国际体系转型不再是少数西方大国垄断和操纵的旧有模式,全球治理不同于欧美大国治理、更不等于西方治理的观念日益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二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主要动力。在世界格局体系中的占比权重显著升高,相互之间团结协作、联合自强的意愿日益高涨,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沟通合作的频次、密度也越来越多,这给我国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了越来越大的运筹空间和转圜余地。三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国际地位、对外关系状况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完全具备从政治经济大国加速向政治经济强国迈进的内部基础和外部条件。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等多个重量级头衔,同时还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和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我国持续高速的发展不仅有力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也有力维护了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更为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稳固的实力保障。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更加成熟健全,为我国维护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撑。经过长期奋斗、创造、积累,我国在结合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这不仅是维护国内局势长期稳定和抵御境外敌对势力颠覆渗透的关键基柱和根本保证,也是回击美国等少数国家抹黑污蔑和造谣中伤我国发展意图的有力武器。五是虽然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等消极动向,导致中美关系转向力量博弈、战略较量的趋势全面上升。但由于双方交往日益密切,利益高度融合,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完全脱钩、彼此隔绝。因此,中美关系走势会成为影响战略机遇期存续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竞合并存的结构特点决定两国关系剧烈动荡的可能性不大,中美双方既斗争又合作的总体格局不会改变战略机遇期存续的基本面。
因此,党中央得出我国战略机遇期并未终结,只是内涵条件发生变化的科学决断和重大结论。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据此可知,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仍会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而且还是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这既是源于对世界形势的客观分析,也是基于对现实国情的理性判断。
如何在变化的新形势下维护和用好战略机遇期
当前形势下,虽然战略机遇期依旧存续的重大判断没有改变,但其表现形式、存在特点和内涵深意已有所不同,维护战略机遇期的基础和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由乘势而上向强调谋势而动转变,由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向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转变。如果说,过去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条件主要来自本身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和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那么未来把握和运用战略机遇期的客观规律,主动谋取和营造积极的外部环境和有利国际条件,才是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深意、表现形式和条件变化的根本遵循,也是在变化的新形势下维护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基本要求。
维护和用好战略机遇期需要树立“两个意识”。应该看到,战略机遇期并不只有正向利好的一面,而是机遇与挑战互通并存、交织共生的集合体,是时与势同体共存、危与机相伴相生的辩证统一关系。机遇与挑战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克服危即是机、顺势而为便趋强,失去机即为危、逆势而动则向弱。这意味着,维护和用好战略机遇期需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科学运筹机遇中隐含挑战、挑战中也蕴藏机遇的内在逻辑和联动关系,既要积极顺应和利用身处战略机遇期的历史大势,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同时还要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进道路绝非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存在着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应当沉着冷静看待和处理外部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果断坚决做好克服和应对各种艰难险阻的充足准备,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切实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
维护和用好战略机遇期需要统筹“两个大局”。人类共居一个地球,各国同处一个世界。随着真正意义上全球性人类社会的形成,当代世界里一个国家的行为不仅可对他国产生更大且更快的影响,这些影响最终也可能反弹到自己身上。由此可见,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前途和世界命运已经紧密相联、相互依存,我国战略机遇期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形成互为因果和条件的联动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构成了人类现代文明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快速发展也是促动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重要推进因素之一。正是因为抓住并用好之前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高速增长,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治理格局和国际关系秩序。同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既丰富了我国塑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和手段,又增强了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自信和底气。因此,我国快速发展带动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崛起和发展中国家的深入合作,是促成其他要素发生联动变化和产生相互作用的基础动因,成为推动百年变局向着战略合作与良性竞争发展的引领性力量。
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对我国发展环境产生传导和倒灌效应,是影响和决定战略机遇期能否延拓和存续的关键因素。事实上,我国战略机遇期的萌发、孕育和生成既得益于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也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尽管我国维系、塑造和运用战略机遇期的基础更加牢固、底蕴更加厚实,但世界结构秩序和国际关系格局仍然是我国战略机遇期出现的基础和前提,我国维护、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决策部署和实际行动仍然需要放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境域内。因此,对我国来讲,充分挖掘和利用世界变局助益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治理机制改革的方面,积极引导和促进世界变局朝着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方向发展,既是推进国家实力持续稳定增强的先决条件,也是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的有力保障,更是洞察、谋取、捕捉和善用战略机遇期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战略机遇期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历史阶段和特殊情势,维护和用好战略机遇期需要胸怀“两个大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正确理解并充分把握自身发展与外部世界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互动规律,将经济建设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将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才能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战略机遇期形成相互借助、相互配合的良性互动格局;我国也只有主动适应国内发展程度和国际环境变化的逻辑规律,综合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抢抓世界百年变局和我国战略发展叠加制造的赋能机遇,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善于积极应变,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才能为维护和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秩序和更加良好的外部条件。(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