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韩城市古城一角  姚歌民/摄

渭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甚至华夏一词都源于这里的华山和古地名“夏阳”。千百年来，司马迁、杨震、寇准、王鼎等诸多渭南先贤次第登场，为这片沃土留下了绵延不绝的厚重文脉。近现代以来，发生在这里的渭华起义，又为这片沃土留下了厚重的红色文化印记。

开创先河泽被后世

陕西省渭南市地处关中平原东部，境内黄、渭、洛三河环绕，土地肥沃。自古以来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已发现大荔人、沙苑文化、老官台文化等古人类文化遗存，可谓历史悠久。

自周朝开始，历秦汉至隋唐，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渭南一直是京畿重地，生产发达、文化繁荣。此后，随着封建王朝都城的变迁，渭南虽不再是京畿，但依然人杰地灵。据不完全统计，这里曾出过隋文帝杨坚等6位皇帝，宋代名相寇准等80多位宰相，唐代大将郭子仪等300多位将军以及著名诗人白居易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

这片古老的土地孕育出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文化，诞生了字圣仓颉、陶圣雷祥、酒圣杜康、史圣司马迁和纸圣蔡伦等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圣。其中，尤以字圣仓颉、史圣司马迁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

据《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负责造字的左史官。文字产生之前，人们主要依靠结绳记事，随着文明渐进，结绳记事无法适应需要。仓颉从鸟兽的足迹中受到启发，开始创造象形符号。后来，他又根据山川走向、器物形状等创造符号，把流传于先民中的符号加以搜集、整理、规范和使用，在创造汉字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文明传承做出了不朽贡献，因而被尊为“字圣”。时至今日，在渭南市白水县城东北35公里处的史官镇，仍有一处古柏参天的仓颉庙。据《仓颉庙碑》记载，汉延熹五年时，白水的仓圣庙就已颇具规模，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沟壑纵横的渭南古长城、古战场遗迹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列入开发和保护的就有619处。此外，渭南孕育出华州皮影、华阴老腔、合阳提线木偶等12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艺术形式，有戏曲之乡和民俗之乡的美称。

刚直秉性代代相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巍峨的华山、潺潺的渭河，以其壁立千仞、清澈见底的特性赋予了渭南人耿直刚烈、清廉公正的秉性。回望历史的长河，从“四知先生”杨震到唐朝中期名相杨绾，从三度任相的寇准到“尸谏宰相”王鼎，这些先贤无不以其事迹诠释着渭南特有的精神气质。

东汉名儒杨震是弘农华阴（今渭南市潼关县）人。青年杨震多次拒绝朝廷征辟，潜心教书，有“关西夫子”的美誉。五十岁时，在大将军邓骘劝说下始入仕途。他为官清廉，自律甚严，其中最为知名的是“暮夜却金”。据《后汉书》记载，杨震任荆州刺史时，向朝廷举荐才华出众的王密为昌邑县令。后来他调任东莱太守，途经昌邑，王密去看望，畅谈至深夜，告辞之际取黄金十余斤馈赠，并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立刻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杨震的四知论，说到底就是严格的自律，是渭南人刚直不阿性格的具体体现。

渭南有一种名为“水晶饼”的特产，承载着人们对先贤的赞誉。寇准是华州下邽（今渭南市临渭区）人。其为后人所传颂的功绩不仅有在辽军围困时力劝宋真宗亲征退敌的“澶渊退辽”，更有一顶青布麻帐缝缝补补用20多年、一有余钱就救济百姓等勤俭朴素、怜惜民财的小事。据说寇准五十大寿时，华州乡人送他一盒晶莹透亮的点心并附诗:“公有水晶目，又有水晶心，能辨忠与奸，清白不染尘”。寇准十分感动，给它取名“水晶饼”，以坚定清白之志。

值得一提的还有“尸谏宰相”王鼎。这位从渭南蒲城(今渭南市蒲城县)走出的清廷要员，任刑部侍郎时执法严明公正，先后深入9省审理过40余起重大疑案，惩治贪官污吏，平反冤假错案，有“王青天”之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当道光皇帝倾向于妥协求和、将林则徐革职充军时，王鼎怒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当代秦桧、严嵩，割让香港的琦善“不杀无以对天下”，力请道光皇帝收回成命。苦谏、泣谏无效，王鼎怀揣奏疏，自缢于寓邸，以死谏的方式发出最后呼吁:“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

革命精神历久弥新

清晨，当渭南市华州大地在第一缕阳光中苏醒，默默注视她的是高塘塬上矗立的一座纪念碑。其上熠熠生辉的“渭华起义烈士永垂不朽”10个金色大字，向人们诉说着9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故事。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一度笼罩全国。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党、团组织建立较早，农民运动发达的渭华地区进行武装斗争。

1928年5月初至6月底，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刘志丹、唐澍、许权中、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组织发动了渭华起义。当时，起义军迅速建立了50多个区（村）苏维埃政权，形成了方圆200多平方公里，拥有数十万人口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

这次起义是在全国大革命陷入低谷时，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全国最具影响力的起义之一。后来，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起义虽然失败，廉益民、吴浩然、薛自爽、唐澍等260多人英勇牺牲，但它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优秀干部，为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中，我们党注重纪律建设的鲜明特点也得到体现。1928年4月，在紧张准备起义的同时，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在华县江村药王洞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以“叛党者枪决；不遵守秘密者开除，重则枪决；临阵逃脱者开除，重则枪决；畏缩不前者开除”等《临时纪律十一条》。这十一条纪律，以“负面清单”形式严格约束党员，没有一条约束群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自我要求严格、纪律严明的特点。

渭华起义，不仅给渭南这片热土留下了革命遗址、遗物、革命纪念馆、纪念碑等历史遗存和纪念场所，还留下了烈士以鲜血铸就的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不怕牺牲、矢志奋斗等宝贵精神财富，是渭南人民奋进新时代的重要精神动力。（陕西省渭南市纪委监委供稿）

渭华起义纪念群雕  曹宁/摄

立诚学校——习仲勋同志投身革命的伟大开端

立诚学校是陕西历史悠久的一所高级中学，位于富平县庄里镇，由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于1920年创建。立诚学校是渭北重要的革命基地之一，是富平县最早党组织的诞生地，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投身中国革命的起点。

1918年，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感念阵亡将士，将20多名烈士遗孤集中起来，聘请教师、校长管理授课。1921年，用靖国军部分军费和各方人士捐款正式建校。孙中山为其题写校牌“立诚公学”，廖仲恺、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先后聘为校董。

20世纪20年代中期，正是革命风雷激荡的时代，教学设备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又具有浓厚民主进步色彩的立诚学校，自然吸引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来此受聘任教。立诚学校由宣扬民主思想的阵地进而发展成为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

1926年1月，习仲勋初小毕业后，出于对胡景翼将军的仰慕和对新文化、新知识的追求，放弃离家较近的富平县立第一高级小学，选择考入离家较远的立诚学校高小部上学。当时，学校已有《中国青年》半月刊和其他进步书刊在学生中传看。3月，习仲勋参加渭北进步学生团体——立诚青年分社，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时，他还不到13岁。这也是习仲勋七十余年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革命生涯的开端。

在立诚学校读书期间，习仲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并作为共青团的一员，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在当时的立诚学校校长、共青团富平特支书记严木三的引导下，习仲勋开始接触到一些粗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催发了他探求新文化、新思想的浓厚兴趣。1926年5月，中共立诚学校党小组成立后，即组织团员和进步学生到富平北部的董家庄、荆家窑、李村一带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捐、反霸斗争。习仲勋便是其中的骨干。他常受党团组织指派拿上用黑麻纸写的传单、插上鸡毛送到农民手中。

在立诚学校读书时，习仲勋与胡景翼将军之子胡希仲、胞弟胡景铎同班。也正是从这时起，习仲勋与胡景铎叔侄之间的交情日渐深厚，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策划和促成了胡景铎发动横山起义。

解放后，立诚学校升格为立诚中学（高中），成为当地一所著名的高级中学，上世纪80年代，习仲勋同志专门为学校致信，对学校发展给予了关心。(陕西省富平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雷丁林摘录整理)

韩城市司马迁祠墓   李强/摄

高山仰止司马迁

在渭南市韩城芝川镇东南的山岗上，有一座依崖就势、层递而上的古朴祠堂和墓地。这里长眠着一位渭南人引以为豪的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

公元前99年，专心写史的司马迁却遭遇飞来横祸。这年夏天，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并派李陵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遭遇匈奴单于的八万骑兵。率军血战八昼夜后，最终因未得到及时支援，被俘投降。消息传回长安城，朝野上下对李陵一片讨伐之声，司马迁却挺身而出，为李陵辩护，直指李广利失责，最终触怒汉武帝被判死刑。按汉律，死刑可用金钱赎免。然而，世代为太史的司马迁却因“家贫，货略不足以自赎”，被迫接受宫刑。

忍辱负重，司马迁出狱后专心著述，历经16年，最终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不仅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历代“正史”所传承，而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更为难得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列“循吏列传”，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为清官廉吏立传的先河。在他的笔下，孙叔敖、子产、仪休等循吏的廉政人生跃然纸上，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清官廉吏的礼赞、对贪官污吏的鞭挞。

回望历史，《史记》已成千古经典，司马迁已成为后人敬重的“史圣”。如今，在司马迁祠的门口，有一座木牌坊，上面的匾额写着“高山仰止”。这是人们对司马迁最高的敬意，高山可以瞻望，大道可以行之，寓意司马迁人格如山，行人敬仰。（陕西司马迁史记博物馆   秦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