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喊一声“跟我上”和吼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围绕这一重要论述精神，本期话题从政治视野、心理视点、理论视角进行解析——
【政治视野】“跟我上”作风历久弥新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甘宁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以及各界群众进行了四个月的交流采访。在这里，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红军中，指挥员的伤亡率很高。
埃德加·斯诺的这一发现，跟我们党自己的统计是契合的。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我军团以上指挥员牺牲者达3000多人，仅在红军时期牺牲的军以上干部就有160多人。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牺牲了1/4。作家吴东峰曾先后采访了开国将领200余人，发现有战创记录者就达170多人。其中，十位元帅中7位负过伤，累计战创约16个，平均每人1.6个；十位大将中有7位负过伤，累计战创37个，平均每人3.7个。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脸部两次负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第二次十几个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被打落，结果嘴巴又打正了，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指挥员的高阵亡率和身上的战创，正是我们党“跟我上”作风的鲜明写照。
在战争年代，“跟我上”是无声的动员，也是最有力的动员。时任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得知埃德加·斯诺的发现后曾感慨，单单此事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能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之后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指挥员身先士卒、立身为旗的人民军队，打败了虽然在人员数量和武器装备上远远超过己方，但其军官缺少使命担当、总是站在队伍后面甩着驳克枪空喊“给我上”的敌人，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诞生于革命斗争中的“跟我上”作风，在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已沉淀为一种优良传统，体现在党员、干部的言行里，反映政治本色，彰显精神力量。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矿务局赵各庄煤矿2000多名工人被困井下。发现生命通道后，党员副矿长宣布：女同志先走，然后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工人，再往后是四十岁、三十岁、二十岁的，再往后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最后是领导干部。这次抗击疫情中，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疫情最重的武汉、中央督导组坐镇前线指挥，79岁高龄的党员专家第一时间写下请战书，这让人们看到了危急时刻我们党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勇于担当的政治品格，更让人们感受到了我们党“跟我上”作风的历久弥新。（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 刘志兵）
【心理视点】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心理学智慧
“跟我上”和“给我上”，这一形象而通俗的概括背后有丰富的心理学智慧。深入理解其中的内涵，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升领导艺术和水平大有裨益。
“跟我上”的领导方式，其背后蕴含着观察学习理论。心理学家班杜拉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人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把他人的示范作为一种媒介而进行替代强化，以此习得一种新行为。这一理论具体包含习得效应、抑制与去抑制效应、反映促进效应、刺激指向效应等内容。习得效应是指，人们通过观察榜样的行为就能完成大部分与态度和品德有关的新行为方式的学习。具体讲，当领导以身作则，率先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行为时，必然会形成一种标杆示范作用，促使组织中的其他成员自觉效仿，这正是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头雁效应”。反应促进效应是指通过观察促进新的学习或加强原先习得的行为。例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不仅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更有效提振了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精气神，凝聚起了抗击疫病的强大合力。
“跟我上”也是领导心理学所推崇的有效领导方法。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领导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都是特定的人，其效果与主客体及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心理特征、心理规律、心理效应和心理机制密切相关。研究发现，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满足人作为社会动物的关系需要，能有效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跟我上”的领导方式，采取以身作则而不是强迫的方式推动工作，不仅彰显着党员领导干部立模范作表率的决心，同时也隐含了他们对人际关系的维护、对下属的尊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过程的激励水平，更有效地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目标。
“给我上”的领导方式，涉及惩罚、威慑等强化学习理论中的概念。斯纳金的强化学习理论认为，行为之所以发生变化就是因为强化的作用，对强化的控制就是对行为的控制。所谓强化，指的是对一种行为的肯定或否定的后果（报酬或惩罚）。“给我上”的领导方式，其背后不仅有自上而下、缺少温度的沟通方式，而且隐含着对下属的惩罚等强心理刺激手段，会弱化领导与下属的心理授权，导致工作疏离感，降低组织认同感。换句话讲，“给我上”的领导方式，更像是把下属看成达到目标的手段、工具，只关心任务的完成。试想如果一个领导总是居高临下地对下属颐指气使，下属长期缺乏精神激励和群体认同感，工作积极性的下降与幸福感的减少是必然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李英武 江维 刘晓晓）
【理论视角】以上率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征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一层做给一层看，一级带着一级干。
抓作风建设，以“以上率下”开局，并贯穿始终。2012年12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甫一上任，就制定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改进调查研究、改进警卫工作、厉行勤俭节约，等等。此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赴广东调研，轻车简行，不封路、不清场，带头执行八项规定，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2017年10月27日，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仅3天，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首次会议就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为加强中央政治局作风建设立细“规矩”，又一次作出表率……8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形成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催生了一级抓一级的生动局面，实现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整体好转，终使作风建设成为一张金色名片。
以上率下是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关键。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上率下、身体力行，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上树起了标杆。2013年，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政治局率先召开专门会议，对照检查中央八项规定落实情况，讨论研究深化改进作风举措，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此后，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中央政治局无不带头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联系工作实际，交流思想、检视问题、深刻剖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全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了示范。
以上率下也是党内法规制度所强调的重点内容。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截至2019年底，已先后制定和修订190多部党内法规，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了制度遵循。通观这些制度建设成果，不少法规都对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作出明确规定。比如，2015年10月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专门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提出要求。再如，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并强调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江苏省常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张春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