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后方机关共8.6万人向湘西进军，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红军长征后，“左”倾领导人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虽然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遵义会议会址

湘江战役后，去哪里、谁领导，成为全党全军最关心的问题。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转移的建议，当时并没有获得采纳。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会议的激烈争论，中共中央决定向黔北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大部分领导人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红军强渡乌江后，于1935年1月初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位于遵义老城枇杷桥柏公馆的楼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定红军的今后任务和战略方向。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集中全力解决了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问题。这次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陈列馆雕塑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在遵义县苟坝卢家小院召开的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之后党和红军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当时，中央红军刚在遵义战役中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士气高涨、求战心切，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人提出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的建议。会上，除了毛泽东坚决反对外，其他同志一致赞成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据理力争，最后，会议表决同意毛泽东辞去了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明确由周恩来当晚起草作战命令。会后，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了周恩来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后又找朱德做工作。第二天一早继续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耐心的说服，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会议撤销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使红军避免了被敌人重兵围歼的风险。会议进而决定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亦称新三人团，在组织上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苟坝会议后，三渡赤水调敌西进、四渡赤水跳出包围，成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遵义会议体现出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精神，苟坝会议展现出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接受真理的革命品格，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必须赓续老一辈革命家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敢担当的崇高风范，秉承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昂扬斗志和坚守信仰信念的政治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激荡起永葆初心、奋勇前行的强大力量。（作者：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