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地处中国西南腹地，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名出自《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早在远古时期，这里就有人类栖息繁衍。春秋战国时期遵义属鳖国，秦汉时置鳖县，唐宋元明称播州，清代为遵义府。
历史更迭，时节如流。这片积淀着千年文明的沃土薪火相继、人才辈出。远溯汉三贤、清三儒，近有“文军”西迁、红军长征。今人知晓遵义，多因遵义会议、美酒茅台。一栋楼、一瓶酒、一方水土在历史长河中辉映出更深邃之时空、开出更绚烂之花朵、结出更丰硕之果实。
学生瞻仰赤水市丙安红军渡口。 喻德江/摄
遵道行义的城市精神密码
陈为民
一座城市的名字往往承载着历史的印记、饱含着深厚的期许、延续着璀璨的未来，最终定格成一座城市的性格禀性。遵义之名也是如此，以“道”载义，以“义”遵道的精神内涵高度契合了这座城市特有的人文情结和民俗风貌。
遵义之“义”遵循的是“忠义”。“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是一种国家民族整体观，是一种深明大义的家国情怀。遵义自古不乏忠义之士，汉有“义郎”谢暹拥护国家统一，奋起反对蜀王公孙述的分裂。唐有罗荣、杨端、穆星天率军逐南诏，收复失地，永镇播州，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宋有冉琎、冉璞兄弟设计修建合川钓鱼城，抗拒蒙元，抵御外侮。明有申佑忠言直谏，舍身救主。清有黎庶昌呈递清穆宗《上皇帝书》五六千言，不畏风险、列数时弊、进言献策。鸦片战争以来，遵义人民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志士仁人出国留洋寻求强国富民之路，15名遵义人参加联名“公车上书”主张变法图强。五四运动中，遵义籍北大学子谢绍敏血书“还我青岛”参加天安门示威。近代以来，先后涌现出雨花台英勇就义的袁咨桐、左联战士段雪笙等一大批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舍生取义的革命先驱。
遵义之“义”遵循的是“道义”。这是一种天下为公、公而为民的担当。南宋时期，播州土司杨粲以“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奸贤，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为家训，施政宽简、寓兵于农，开创“播州盛世”。清乾隆年间，遵义知府陈玉壂深感播州民众贫苦，三次遣人赴山东购蚕种、请技师，教授百姓养蚕缫丝之法，自此遵义府绸与蜀绸、苏绸争价吴中，远销南洋。道义精神代代传承。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草王坝村地处大山深处，世世代代缺水喝，老支书黄大发带领群众靠着锄头和钢钎、铁锤和双手，三十六年如一日，在万仞绝壁上凿出一条长9400米的“天渠”，让穷窝窝旧貌换新颜。扫雷英雄杜富国一句“你退后，让我来”，更是用自己的生命担当把这种道义体现得淋漓尽致。
遵义之“义”遵循的是“礼义”。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美誉，遵义历来崇尚文明礼仪。汉代舍人、盛览、尹珍“三贤”外出学成后，著书立说、启蒙教育，首开贵州文教先河。晚清时期，遵义乐安江畔半里之大的沙滩之上，一个崇尚“渔樵耕读”的小村寨，百余年间走出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数十位文人学者、两位外交官和一批有作为的官员，沙滩文人著书221种，经史子集俱全，旁及教育、科技、医药、金石、书画、版本目录等诸方面，这一罕见的村落文化现象被国内学术界称为“沙滩文化”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穿越炮火来到遵义湄潭，在艰苦的环境中弦歌不辍，熔铸“求是”精神，地处偏僻的“西迁浙大”被誉为“东方剑桥”。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这片文化多元的土地上浇灌出独特而璀璨的文明之花、民俗之礼。热情好客的遵义人自然不会缺席茶酒待客之道，酿造出以茅台为典范的酱香白酒，绿茶、红茶、白茶、小叶苦茶种类齐全，茶叶产量位居全国市州第一。仡乡人家的“三幺台”，茶席、酒席、饭席一台接一台，精彩演绎出“把酒话桑麻”的民俗古风。勤劳智慧的遵义人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孕育出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遵义文化，遵义因此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作为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不仅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对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至关重要。近年来，遵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的殷殷嘱托，重点挖掘整理长征文化中蕴藏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建成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四渡赤水纪念馆、苟坝会议会址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力倡导和弘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目前，全市正在围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着手建立以“长征干部学院”为品牌的长征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建设长征红军步道，打造“千里红军路”，串联沿线“百个红军村”，形成更为完整和丰富的遵义红色文化基因图谱，让有形的文化遗迹幻化为无穷的精神动力，成为滋养党员干部党性心性的营养供给，不断培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土壤。（作者：遵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
曾祥铣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后方机关共8.6万人向湘西进军，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红军长征后，“左”倾领导人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虽然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遵义会议会址
湘江战役后，去哪里、谁领导，成为全党全军最关心的问题。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转移的建议，当时并没有获得采纳。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会议的激烈争论，中共中央决定向黔北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大部分领导人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红军强渡乌江后，于1935年1月初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位于遵义老城枇杷桥柏公馆的楼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定红军的今后任务和战略方向。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集中全力解决了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问题。这次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陈列馆雕塑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在遵义县苟坝卢家小院召开的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之后党和红军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当时，中央红军刚在遵义战役中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士气高涨、求战心切，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人提出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的建议。会上，除了毛泽东坚决反对外，其他同志一致赞成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据理力争，最后，会议表决同意毛泽东辞去了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明确由周恩来当晚起草作战命令。会后，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了周恩来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后又找朱德做工作。第二天一早继续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耐心的说服，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会议撤销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使红军避免了被敌人重兵围歼的风险。会议进而决定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亦称新三人团，在组织上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苟坝会议后，三渡赤水调敌西进、四渡赤水跳出包围，成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遵义会议体现出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精神，苟坝会议展现出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接受真理的革命品格，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必须赓续老一辈革命家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敢担当的崇高风范，秉承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昂扬斗志和坚守信仰信念的政治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激荡起永葆初心、奋勇前行的强大力量。（作者：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
【故事链接】“先付钱再吃粉”的红军铁纪
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城，黔军侯之担兵败乌江，逃亡重庆，溃败的黔军在遵义城里乱抢一通，城内一片萧然。
羊肉粉是遵义的地方名优小吃，开羊肉馆的老板孙云斋，也和其他生意人一样，头天晚上被黔军闹得心惊肉跳，不敢轻举妄动。直到看见各家店铺都陆续开业了，他才跟着打开铺子，照常做起受人欢迎的羊肉粉生意来。刚开门不久，就有一些红军指战员陆续来到店里，就坐后，红军派了个代表询问道：“羊肉粉卖多少钱一碗？”当时孙云斋因为对红军不甚了解，心里疑惧参半，便连声回答：“不必，不必！先生们先坐好，吃了再说。”说完他赶紧回头从伙计的手里将羊肉粉端上来，摆在红军战士面前。
由于孙云斋没有说出羊肉粉的价钱，大家都端坐不动，只是不断地向他打听价钱。孙云斋还是说：“先生们吃了再说！”当时就有几个红军站了起来，认真地向他解释道：“老乡，我们是先给钱后吃东西的，你不告知价钱，我们是不能吃你的粉的。”孙云斋见红军这么认真，只得小心翼翼地说：“每碗卖铜板四百文。”直到他收了钱，红军战士才按原位坐好，开始吃羊肉粉。
原来，红军进入孙云斋的羊肉铺时，人们都在好奇地观望，有的还替孙老板捏了一把汗。看到红军先付钱后吃东西的情况，大家都被红军铁的纪律和公平买卖的行为所感动，开始相信了红军是帮助穷人翻身的，不取老百姓一针一线的口号也是说到做到的。人们对红军的赞扬便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全城。大家都高兴地跑过来，围着红军，亲切地和他们摆谈，这支穷人的队伍受到了遵义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