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右）在第130窟文物保护工作现场与同事交流。

牢记嘱托，守护好文化自信的基础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研究院调研时，肯定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并提出了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的新要求。

“我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情特别激动、备受鼓舞。”时隔近一年，苏伯民对当时的场景仍记忆犹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敦煌研究院在国家有关部委和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指导支持下，提出各项工作发展的具体方向和举措。加强对敦煌文物的预防性保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1944年常书鸿先生到敦煌开始抢救性保护至今，经过7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体系，大多数文物处在一种相对安全稳定的状态，但毕竟还在自然环境中，仍会发生细微变化，需要进一步研究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预防性保护。”苏伯民告诉记者，他们加强了基础理论、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课题设置，并积极向科技部申报。比如，他个人就牵头申报了潮湿环境下的墓葬壁画保护关键技术研究的课题，已获科技部批准。

加强预防性保护，仅靠“单打独斗”远远不够，必须建设专门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作支撑。目前，我国专门从事文物保护的研究机构不多，大多依托在博物馆或像敦煌研究院这样的遗址单位。

“依托敦煌研究院现有的科研资源，我们正全力推进文物保护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设。”苏伯民说，去年年底，经甘肃省科技厅批准，敦煌研究院已成立甘肃全省科技行业仅有的四家研究中心之一——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目前，敦煌研究院正加紧对接甘肃省科技厅，进一步冲击国家级科研机构，着力为文物预防性保护提供全面的基础科学理论、方法支撑。

加强文物保护实际上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中华民族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创造的独特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也是民族精神的源泉。大量地上和地下文物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见证。所以说，加强文物保护对于文化自信、对于筑牢民族魂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苏伯民说，“保护好这些文物并使其完整地流传给后代，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壁画是敦煌莫高窟最为重要文化遗产。目前，敦煌研究院正着力加强对壁画的预防性保护。图为莫高窟西方净土变中的伎乐图。

加强学科建设，让文物保护后继有人

27年来，苏伯民一直奋战在文物保护的最前线。这些年，他亲眼见证了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的壮大。

目前，敦煌研究院现有的保护力量，不仅有壁画、土遗址、数字化、预防性保护等多个方向的研究人员，还有不少专业修复人员，总计约200人。有这样一支力量，在做好敦煌研究院自身工作之时，他们也承接不少全国性的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作。就拿壁画而言，他们已在二十多个省做过壁画保护。

“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无论专业研究方向还是人数，我们都是一个走在前列的研究实体。”自豪的同时，苏伯民也意识到，全国各地来找敦煌研究院做文物保护，实际上也反映出当前文物保护专业力量不足的事实。“我国目前能够称得上‘国宝’的文物保护单位大概有5000多处，世界文化遗产有50多处，但全国从事文物保护的专业人员，据我了解不超过2000人。”

如何解决文物保护专业力量短缺的问题？从文物保护一线成长起来的苏伯民深知，文物保护不只是简单的修复，而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科学、系统的研究规范，有自己独有的方法论和指导文物保护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文物保护专业性很强，必须加强学科建设，培养专业科研人员和修复人才。”苏伯民说。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国内相继有60多所学校设立了文物保护或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专业。此外，还有一些大学和文博单位合作，开展文物保护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等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苏伯民也坦言：“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的学科培养模式，高校自行设立的专业缺乏广泛的社会认知度，也不能完全满足专业研究和文博机构对文物保护人才的需要。学生虽然学的是文物保护，但毕业证和学位证上被授予的是史学、考古学或其他学科的学位，在就业和人才归类等方面常常被外界混淆。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更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

目前，欧洲一些国家已有专门的文物保护学科设置，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内，得益于高校、文博机构的努力，建立文物保护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向等也趋于成熟。为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继前两年连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设立文物保护独立学科”“文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等建议后，今年苏伯民又继续建议将文物保护认定为独立学科，加速文物保护人才的培养和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

为当前专业人才匮乏问题而着急、呼吁的苏伯民，对未来却持有十分乐观的看法。“这几年，我发现院里有不少‘90后’并不计较待遇，他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更愿意将其作为一个终身事业。对文物保护工作来说，这是个非常令人振奋的趋势。”苏伯民说。

挖掘敦煌文化内涵，为群众文化生活增彩

全面小康，不仅是物质和经济的小康，也是精神和文化的小康。作为守护敦煌莫高窟这座文化遗产宝库的文物保护工作者，苏伯民认为，他们有责任弘扬好中国独有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为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彩。

“前些年，我们在网上发布了‘数字敦煌’。疫情期间，我们又与腾讯合作推出了‘云游敦煌’，与华为合作推出洞内洞窟洞外看等。”苏伯民介绍，利用人工智能、虚拟漫游、5G、云计算等高科技手段传播敦煌文化，不仅提升了游客的获得感，还让很多人坐在家里看“飞天”，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节点之一。敦煌艺术吸收了中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艺术养分或者说艺术风格，甚至在制作材料、制作工艺等方面都有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敦煌艺术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产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参与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苏伯民介绍，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文物保护和研究开展了不少交流与合作。2017年，在商务部的推荐下，敦煌研究院参与了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文物保护项目。这几年，敦煌研究院陆续派出学术考察团，到阿富汗、印度、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就文物保护情况开展交流与合作。

“我们将继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文物保护和研究，在具体的工作中找到更多共同点、共同语言。”在苏伯民看来，对文化的共同研究、共同发掘和共同保护，能催生不同国家之间人们的友好关系，能培养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亲近感，有了这些共同的基础，国家之间的交流就更容易了。

优秀的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影响人的价值追求。在谈及深入挖掘敦煌文化遗存的丰富内涵时，苏伯民表示，敦煌莫高窟是佛教文化遗存，其克服“贪、嗔、痴”的思想与当今我们倡导的戒贪拒腐、自律清廉等廉洁文化，有内在的一致性。比如，莫高窟23窟《观音经变》的壁画中，就绘有贪欲、嗔恚、愚痴三个场面。其中“克贪”的画面，就包含着提醒世人，既不能贪恋钱财美色也不要沉迷于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涵。

“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敦煌文化中弘扬真善美、不要贪嗔痴等有益内容，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培育向善向上的价值追求，为决战决胜出力，为全面小康赋彩。”苏伯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