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代表作有《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俗世奇人》《单筒望远镜》等。

民族精神实实在在保存在文化遗产里

近二十多年，我爬山涉水、走村串巷去做文化遗产调查、古村落调查，现在虽然年龄大了，上山有点困难了，但还是去了一些地方，跑了一些村落，因为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仍然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传统村落保护，我们从200多万个自然村挑选出6819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但是将近一半的村落慢慢的走空了，没有人了。这仍然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仍然是我的事。我深深地体会到，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实际就是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正因为有文化多样性，人类的精神才是丰富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块土地上五千年生生不息，跟优秀的中华文明分不开。然而，我们民族的精神不是空的，它实实在在、有血有肉地保存在我们的文化遗产里，并靠着这雄厚的遗产世世代代传承着。文化遗产并不是属于过去的，它属于未来，更属于我们的后人。所以我们这代人必须把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承担起来，不要让它断裂。

在文化遗产抢救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我感到焦虑的，就是很多老百姓不认为自己的文化重要，他们没有觉得这些东西是生活中不能割舍的。比如某条街有很多有价值的房子，为什么轻易地拆掉？不一定是政府、开发商拆的，很多老百姓认为房子太小太破就把它拆了，他不认为这个房子是有价值的，其中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历史见证价值，他没有认识到。

我觉得现阶段很重要的工作，是怎样唤起老百姓对自己文化的热爱。我们国家将传统节日中的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很好的实践。从根本上唤起对文化的热爱还要从教育抓起。传统文化的教育是一个方面，我们要告诉下一代，这些节日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要了解每个节日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且认识到这个节日的灵魂是什么，比如中秋节的灵魂是团圆，中华民族把团圆看得特别重要。另一方面，要带孩子们去体验传统文化。我小时候一到清明节，老师领着我们到郊区踏青，看绿绿的小草。老师让我们从垂下的柳树里面找最嫩的柳条，把柳条插进泥地，第二年还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去年插的柳树长没长成熟。转年我们一看，还真有长出来的，小孩子们就特别高兴，不仅自己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明白大自然是万物兴盛的，能够感受到大自然与人的关系、节日和文化之间的联系。让孩子们光念书、光写答案还不行，需要自己去亲身体验。

文艺作品反映民族的气质和精神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创作了3批54篇“俗世奇人”系列短篇小说。有人会问俗世奇人“奇”在哪里？“奇”的底线是意想不到，上限是匪夷所思，我通过一个巧妙的故事，把人物独特的性格挖掘出来。当然，这些人物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天津人的性格。天津是码头，是中西文化碰撞的地方，天津人豪爽、义气、调侃、幽默、斗气，但是斗气不较真。小说里的人物有的是我生活中碰到的，有的是这座城市里的传说，也有大家随便说出来的有趣的一个契机，于是我开始进行虚构。

比如我有一天骑自行车下班，一位老大爷也推着自行车路过，车后面绑着一堆木头。老大爷因为穿着棉裤，迈了三次都没迈上自行车。旁边一位警察，有点替这个老大爷担心，他怕老大爷被车撞上。如果是外地人会说：“大爷，这个地方车太多，您那边去上，别把您碰到。”天津人可不这么说，这个警察笑着说：“大爷，您要想练车，找个安静地方练去。”这就是天津人，正话反说，天津人平常都这么说话，很有意思。

所以，我希望通过《俗世奇人》把天津人的地域性格、天津人独特的可爱的地方表达出来。外面人不了解天津，以为天津就是煎饼果子，我要告诉你天津还有更可爱的地方，我要把它写到小说里。寻常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往往就是乡土异士和市井奇人。他们不崇尚精英，偏爱活在身边的那些非凡的凡人。天津人从来不说齐白石、李可染，也不说郭沫若、茅盾，不说名人。天津说泥人张、狗不理，说市井奇人。他们佩服自己身边有本事、有能耐、性格各色的人，这是天津人。在叙述小说的时候，我追求的不是天津味儿，天津味儿的语言是一个表象，我追求的是天津劲儿，就是天津那种精神。我要把天津人的气质放到小说的语言里，所以我写的时候经常笑，我犯嘎，我觉得写这种小说很过瘾。

当下，天津在中国大的格局中存在感不是很强。它跟一百年以前的天津不一样，我小时候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大天津”。那时候天津是租界，外来的东西都先到天津，比如电报、火车、电灯、电话等等。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城市的兴盛延续需要不断地有强人、高人。当然，这不是作家能解决的，但是作家要把城市文化的特点保留下来，把它的魅力呈现出来。比如俄罗斯有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柴可夫斯基等等，俄罗斯的特点是他们通过文艺作品表现出来的。如果没有这批人，我们连俄罗斯的性格都无法知道。所以，文艺作品是更集中、更鲜明、更有魅力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气质和精神。

写小说需要作家丰富的、扎实的生活基础

作家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他要虚构出一个人来，让你觉得好像真有那么一个人。所谓虚构，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是可以虚构的，但是生活不能虚构。小说需要大量的积累，需要作家丰富的、扎实的生活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虚构就没有条件。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很少写小说，可是现在觉得有大量东西涌上来想要写，什么原因？我在做文化遗产保护、在全国各地调查的时候，遇见了各式各样的老百姓，这片沃土激发了我的感情，引起了我对文化的体验、感知和思考。这些东西在我心里积累着，所以现在写东西反而比以前不停地写、寻找题材写要更自然。

现在经常说作家要深入生活，我认为生活不是能刻意寻找的，生活是不经意积累下来的。比如我想念童年调皮捣蛋的时候，我就跑到原来住的房子那看看，拍张照片，这是我的内心生活，不是为了写小说、写文章。所以生活中那些最好、最美妙的细节你是找不到的，要么是你虚构它，要么是你在生活中看到后保存下来。我手边有很多本子，各式各样的，有的本子用来写警句，我想出一句话很深刻，就记下来。还有一种本子是写小说，像《俗世奇人》我写了三集，每一集都有很厚的本子，上面从头到尾写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想到好玩的事就写上几句，或者我想到一个人物形象，觉得很独特，我就把他画下来，积累多了就写成小说。

用很少的笔墨把一个人物写出来，而且让人有印象，这是很不容易的。你要写一个东西，不是在模模糊糊的时候就把它写出来，你一定让那个东西变得活灵活现的，那时候你几下就能勾勒出来。我有一个好朋友韩美林，他是一位受尽苦难而充满才情的画家，他爱画小动物，小猫小狗画得那么可爱，为什么？因为他是用爱心来画的。他常常会跟大自然、跟画的动物说话。他画小鸟点一个眼睛，说“你看它跟我眨眼了”。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活的，有生命的，所以他笔下可爱的小动物感动了那么多人。你写一个植物，要看到它是有生命的、有魅力的，你才能写好。所以我们教孩子们写作，不只是教他认识字词，而是教给他们想象，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要把东西想得很美、很生动，想得神气活现，这样才能去写，才能写得真实可感。（本刊记者宋梁缘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