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召开后，不少地方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严防在自己身上出现“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围绕这一话题，本期三位专家从不同角度谈学习体会——

基本表现

为“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画像

裙带腐败、衙内腐败是惩腐肃贪的千年难题。从字面看，裙带是女子束裙裳的一根带子，引申后特指因妻女姊妹关系而获取的官职。裙带官常被社会清流所蔑视，有的甚至说裙带有毒，因为有多少裙带关系就有多少腐败。和裙带一样广为人知的还有“衙内”，这是官僚子弟的另一种叫法。老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但衙内腐败表现为“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把权力变成牟取利益的工具。如果把官员腐败称为原发性腐败，那么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就是衍生性腐败或寄生性腐败。

历史上，不同朝代的裙带腐败、衙内腐败有不同表现。比如，西晋的门阀家族特权蔓延，裙带关系异常严重，裙带腐败主要表现为：公开卖官鬻爵，公开抢劫，垄断商业经营等；宋朝的恶衙内现象比较严重，元杂剧《陈州粜米》中北宋权豪刘衙内的形象为发国难财、搜刮百姓、白拿白要等；明朝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财好色，背地里搜刮的财富让严嵩目瞪口呆，而总督胡宗宪之子胡衙内则横行乡里、吊殴驿吏、砸坏驿馆等。

国际上，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也屡见不鲜。比如，美国参议院贵族世袭云集，有统计显示，参议员儿子成为参议员的概率，比普通人高8500倍；政治黑金蔓延，利益集团通过裙带提供巨额献金，政客当选后向利益集团倾斜政策、谋取私利。人民日报曾刊文提到，仅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捐资，高科技公司2250万美元，证券业和投资业高达1.21亿美元。法国则主要表现为爵位买卖腐败、立法审批腐败等，2014年欧盟《反腐败报告》显示，69%的受访者认为裙带关系和腐败影响了商业竞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裙带腐败，普遍表现为以官员为中心结成利益共盟，进行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

从国内看，党的十九大以后，反腐败赢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但也要看到，“衙内腐败”“裙带腐败”依然存在。比如，搞政治攀附，如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等人，主动搭天线、抱大腿、攀高枝，找政治靠山；搞利益输送，把关系网中的权力“变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通过儿子收受贿赂高达3400余万元；搞垄断性获利，一些掌握垄断资源的人，利用特殊资源经营权结交权贵，或从中渔利，如茅台集团袁仁国的妻子和儿女，通过违规经营茅台酒获利2.3亿余元。（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室主任   王炳权）

原因探究

利益固化、利益输送是主要原因

裙带的好处在于可攀可附，但一旦缠绕便难以脱身。就像华融公司赖小民经营的裙带关系，从管理层到食堂大厨，眼见他起高楼、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可悲的是，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的利益共生链及其背后原因，恰恰是现代衙内、走太太路线之流认识不足之处。

妻子之所以坑夫，儿子之所以坑爹，家长之所以坑子，说到底还是领导干部管教不严、约束不够。历数近年来落马的干部，“全家腐”现象并非个案。在这些案件中，多数男性贪官的背后，总有一个或几个女人在推波助澜，要么“贪内助”，要么情人同谋。与此同时，衙内坑爹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官员为此身败名裂。早前查处的郭伯雄、周本顺、刘志庚等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有一个衙内，都发生了衙内腐败。老子为官不正带坏了配偶子女，配偶子女不端最终把老子拉下水，家风之殇如此循环往复。

裙带分化阶层、固化利益，反映出政治资源对社会其他资源的巨大支配力。为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腐败分子往往不惜异化权力，与某些利益集团达成默契、形成利益勾连，甘作代言人。同时，在拼爹模式与利益固化的作用下，衙内经济悄然滋生，权力家族化的特征更加明显。最终，基于“裙带关系”“衙内关系”形成的各种圈子，互相交换资源，互相安排子女工作，甚至搞“精英复制”“权力世袭”，逐渐演变成利益俱乐部，催生形形色色的裙带腐败、衙内腐败。

裙带是链条，也是输送带，一头连着权力，一头连着利益。这几年，无论是中央巡视还是地方巡视，在巡视反馈时，“裙带关系”“近亲繁殖”已不陌生，利益输送“暗道”丛生、“灰色权力+灰色暴利”也频频出现。从通报看，有的在经营销售等环节输送利益，有的向领导干部亲属输送利益，有的在领导子女留学或就业方面输送利益，等等。近年来发生的石油、金融等行业腐败案件，就是通过利益输送，开办“寄生公司”，获取稀缺优质资源， “靠山吃山”承接业务，出现一批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类型的案件。

也许，人们深恶痛绝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但对裙带风、衙内风的认识不一定那么深，认为没那么大危害。值得警惕的是，在腐败亚文化的推波助澜下，裙带风、衙内风一旦成为社会主流，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也就难以避免。（湖北省纪委监委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   李瑞）

案例回顾

从典型案例看防范裙带腐败

裙带腐败的危害，在于私有化权力，把国家变成自家。回顾案例发现，加拿大、日本、印尼各有不同做法和不同效果。

利益冲突引发裙带腐败，中外概莫能外，一些国家把防止利益冲突作为有效做法。比如，加拿大出台《利益冲突法》，成立利益冲突与道德专员办公室。2019年8月，加拿大议会道德委员马里奥宣布特鲁多总理在处理兰万灵公司案件中，试图施加压力“延期起诉协议”，违反利益冲突法规中的第九条。此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及其家人因多次赴巴哈马私人岛屿度假，同样被认定违反利益冲突，因为2016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向阿迦汗家族的非政府组织拨款时，特鲁多没有回避，这两个行为之间被认定存在明显的利益勾连。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经济迅猛发展加剧了官员的裙带化、家族化进程。彼时，利库路德公司搞政治公关，于1984-1985年间向政客、官僚提供了购买原始股的机会。1985年10月，利库路德股票上市，受赠者总获利约六亿日元。调查查明涉案者7000多人，有40多名国会议员，包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时任首相竹下登。案发后，舆论哗然，自民党失去一党单独执政地位。几十年来，日本社会利益固化问题严重，富有被固化，贫穷也被固化，在政府努力下，利益格局慢慢调整，行业垄断不断破除，逐渐形成“橄榄型社会”。安倍首相多次表示“愿做一个强大的钻头，冲破既得利益的坚硬磐石”。与此同时，日本采取从制度到文化的立体防范机制，强化特别搜查部职能，出台《斡旋获利处罚法》《政治资金规正法》等，禁止官员收人财物帮人斡旋，禁止企业或团体在领取补助金后一年内捐钱等。

相比之下，印尼的民主化改革由于缺乏有效的防范机制，不仅无法遏制裙带腐败，反而让腐败蔓延的速度更快。在1967年至1998年间统治印度尼西亚长达32年的苏哈托，被列为20世纪全球最贪污的国家元首。其家族控制国家的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和房地产业等几乎所有的经济命脉。77个基金会成为他家的提款机，夫人茜蒂从基金会抽10%提成，因此获得“提成夫人”“10%夫人”的绰号。苏哈托把政权建在裙带关系之上，与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共存，腐败成为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整个国家被作为赌注。苏哈托下台后，曾有人认为民主是解决腐败问题的良方，但印尼流行这样的笑话：在苏哈托时代，腐败是在桌子底下进行的，民主改革后，腐败则摊到了桌面上进行，现在连桌子都是腐败的。（复旦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