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问责条例的施行，各地的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对基层干部问责过多过滥的说法也时常出现。个别地方干部表示，由于对村干部问责较多，直接影响到村两委选举，村干部都没人当了。

那么，基层干部被问责的是否过多了呢？

在江苏省泰州市纪委监委，记者了解到这样一组数据：2017年1月至2019年11月，泰州市共问责党员领导干部724人，其中村干部390人，占全市村干部总数的3.20%；被立案查处的村干部2249人，占村干部总数的18.45%。“我市村干部被问责人数占总数的比例很低，不少村干部是因个人违纪违法行为被立案查处的，这属于追究直接责任。”江苏省泰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彭飞表示，有些人对问责概念理解不是很准确，把追究直接责任的也算进了问责的账里，这是造成问责过多印象的一个原因。

但是客观地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条条块块都要落到基层，这也导致基层特别是乡镇（街道）干部被问责的相对较多，还有的干部一人身上背着好几个问责，觉得压力很大。“基层干部就是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是干具体活的，由于承担的任务多，责任范围相应也大，属地出了问题就容易被问责。”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段树东坦言。

基层干部到底该不该被问责？调研中，来自不同地区、部门的同志都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有权必有责，作为一地的主要领导，对生态环境、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都肩负着责任，而且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和政府形象，出了问题理应担责。

“从调查情况来看，这些干部的履职过程中的确有疏漏，比如安全生产，多存在日常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或是发现了苗头性问题没有及时反映并采取措施。”曾多次参与问责调查工作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宣传部副部长彭凯云表示，纪委调查处理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基层干部工作辛苦，问责就放水、打折，导致出现问责不力问题。

但问题在于，基层干部该背多大的责？比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明确要求对重视不够出现重大问题的领导干部问责，但一个市在打掉一个黑恶势力团伙后，只问责了2名村干部，这个责任是村干部能背得了的吗？有的地方出了环境污染问题，只对所在村、镇的干部问责，难道上级职能部门、监管部门就没有责任吗？

让基层干部反感和不满的，往往并不是问责本身，而是个别地方问责时避重就轻，对下不对上。“问责本质上是追究管党治党的领导责任，如果只追究属地干部责任，就会让人觉得不公平。”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纪委监委研究法规室主任卢剑华说，问责应坚持精准有力，找基层干部当替罪羊，会导致该问责的没问到，背离问责初衷，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因此，调研中很多同志表示，就事论事，问责毫无疑问，但不能都压到基层干部身上，而应该分清责任，是谁的责任就问谁的责。

问准责的前提是定准责，然而不少同志反映，实践中责任界定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虽然有三定方案，但对职责的划分比较原则和宽泛。”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王奕辉说，应急管理厅专门梳理过一次部门责任，比三定方案更加细化，但问责时要想完全厘清责任边界，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是越到基层职能部门越少，越可能出现职责交叉。

如何把责任定准，调研中一些同志为记者介绍了当地的探索。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梁钠谈到，实践中首先要看事权在哪一级，比如一些采矿权和探矿权的审批权、大中型水库管理权等在省一级，出了事就不能只问责属地干部，如果发现在项目审批等过程中有失职失责的行为，就要追到省一级。江苏省泰兴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周焕祥表示，问责时还要考虑问题性质和造成的后果，综合把握损失情况、群众反映、舆论影响等因素，集体研究确定问责层级和范围。“比如，一年中发生多起问题，造成群众强烈反映甚至上访，或者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就是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影响，问责层级就要相应提高。”

针对责任认定，新修订的问责条例增加了从轻或者减轻、不予或者免予问责的内容，地方同志表示，这充分体现了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同时他们也讲到，当前在实际操作中，免责比较难实施，遇有相关情形，他们会考虑从轻或者减轻问责。谈及原因，一位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讲到，尽职才能免责，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党和人民在赋予权力的同时，也赋予了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而这个责任是无限责任，考验的是一种政治担当。

对于身上肩负的责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委宣传部党支部书记、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代晓宁感受格外深。2019年4月，因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履责不力，导致银川市被中央文明委停止文明城市资格一年，严重损害了当地党委、政府形象，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相关责任单位和领导干部被问责。代晓宁作为市委宣传部时任常务副部长，受到批评教育、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问责处理。“虽然我并不分管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但作为牵头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应该负起责任的。”代晓宁说，从一开始觉得“很受打击”，到后来总结教训、深刻反思，她认识到自己承担的并不仅仅是业务工作方面的责任，更是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问责问的是什么？就是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银川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宋志霖说，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既要敢于问责，又要勇于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担责，这才是问责制度的初心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