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我们在脱贫攻坚检查中发现，有个县问责方面立案90多件，但看了案卷发现，几乎全是当事人因违反工作纪律被追究了直接责任，根本不算问责。”说起这件事，这位纪委的干部满脸透着无奈。

不只是把追责当问责，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有的地方不分青红皂白，大到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工程建设，小到上班迟到、工作时间网购、违章操作等业务工作上的违规问题，都开出问责的“药方”，而且还往党内问责上靠，似乎只有这样才算“讲政治”“站位高”“问责严”。

那么，为何会出现用问责代替纪律处分等现象？从采访的情况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干部没有弄清楚问责究竟是什么。

在我国，党领导一切。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党的领导干部既要抓好职责范围内的业务工作，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又要以高标准严要求抓好队伍管住人。问责，问的就是领导干部在党的建设、党的事业中承担的政治责任，不是个人违纪的直接责任，也不是工作中的行政管理责任。

“比如，对防汛抗旱工作要求部署检查，如果领导干部没部署，或者只是泛泛地表态，部署工作没有针对性，或者只部署不检查，导致防汛抗旱工作出了问题，如果进行责任倒查，应该党内问责。如果该部署的都部署了，也作了相应的跟进检查等工作，但下面在某个工作环节出现失误，导致问题发生，应该行政问责。”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王奕辉举例说，两种问责在对象、情形等方面各有侧重，相辅相成。

新修订的问责条例将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职责范围内发生严重事故事件，以及在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写入问责情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梁钠看来，“这既是对问责情形的丰富细化，也体现了党政同责的要求”。那么，党政同责是不是意味着党内问责和行政问责可以相互替代？答案是否定的。梁钠解释，党政同责是指无论是党委还是政府部门，在某些工作中都同样承担职责，出了问题都要被问责，而不是彼此替代。

不难看出，问责实际上有着严格的适用情形、对象范围，不能用党内问责代替纪律处分或行政问责，实践中必须精准规范使用，把“板子”打准打实、打得适度，维护问责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新修订的问责条例是党内问责的基础性法规，也是推动问责精准规范的重要保障。采访中，不少干部表示，相比2016年的问责条例，新修订的问责条例在情形划分上更细，“过去判断一些问责案件符合哪种情形比较模糊，现在一细化就好多了”。更让一些干部称道的是，新修订的问责条例专门增写有关问责启动、调查的规定，为问责的精准规范提供了程序上的保证。

“以前，开展问责不像办案那么规范具体，个别地方调查报告有时就是两三个调查人员完成，基本上交了报告、有领导签批就可以，时限上也没要求。”江苏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王洪连表示，现在从承办部门启动问责、开展调查，到后续每一步都要报告进展，集体讨论，领导审批。比如，对同级党委直接领导的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启动问责调查，需要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调查中遇到一些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汇报，最后形成问责建议后还要报经同级党委或者其主要负责人批准。又如，查明问题后要撰写事实材料，和调查对象见面，使用规范的文书格式，不再是交个报告就完事。

独木难成林。把问责条例的制度刚性立起来，实现精准问责、规范问责，还要辅以相关配套制度。在江苏省南京市纪委监委，通过党风政风监督室、监督检查室、审查调查室、案件审理室等部门会商会审、集体研判，对问责依据、尺度把握、问责格次等提出规范性建议，很好地防止了问责畸轻畸重。江苏省泰州市通过“两个责任”信息管理平台，支撑履责记实制度的实施。打开平台，该市每位领导干部的责任清单及履责记录一目了然，有的还配有图片。“如果要问责，要找准对象、界定责任，这就是证据。”该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彭飞说。

图为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整治前的污泥堆存场。上图为经过处置污泥、场地修复，原污泥堆存场地的土壤已达到功能区要求。

问责是手段，不是目的，激发责任担当、推动工作落实才是问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现实中，只问责不整改，或者把问责当作整改的现象依然存在，不仅使问责偏离目的、失去意义，问题也并未得到解决。事实上，一纸问责决定的下发、宣布，并非问责终点。做好问责“后半篇文章”，让被问责干部重拾责任、担当作为，让存在的问题得到整改，才能体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走在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的长江边上，初春的这里已有些许暖意，小树在阳光呵护下茁壮成长，偶尔有鸟儿驻足，像是在欣赏“唯见长江天际流”的美景。然而谁能想到，就在一年多前，这附近竟有一个污泥堆存场，里面的污泥发黑，发出难闻的恶臭，令当地群众叫苦不堪。

转变，始于一次问责。2018年6月，该问题被曝光后，时任泰兴市委副书记、泰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坤被问责，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之后他深刻反省，认清错误，全身心投入到整改中，带领当地干部群众共清理固体废物近6万吨，同时建立沿江生态廊道，实行江堤改造、种植土覆土、绿化种植和内河水系沟通等工程，促使当地生态得到修复，水质达到二类以上。

正是由于在影响期内能认识错误、积极工作，特别是在固体废物清理及生态修复工作上表现突出，影响期满后经严格考察，张坤当选泰兴市副市长，代理市长职务，今年1月当选泰兴市长。

张坤的故事告诉我们，问责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围绕责任形成“失责-问责-省责-担责”的正向循环，才能避免把问责仅当作一种惩处而“一问了之”，才能彰显问责的初心，释放问责的巨大潜力。在记者采访过的不少地方，包括问责决定执行、以案促改、对被问责干部的跟踪回访等制度已经建立。而对影响期满、表现好的干部，符合条件的，则按照有关规定正常使用。目前，不少省市已专门出台这方面制度。2019年9月，辽宁省印发《受处理处分领导干部重新任用或者提拔使用办法(试行)》。办法明确“可以重新任用或者提拔使用”“重新任用或者提拔使用应当从严把握”“一般不予重新任用或者提拔使用”3个方面12种具体情形，还明确各级党委（党组）是受处理处分领导干部重新任用或者提拔使用的责任主体，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在同级党委（党组）领导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做好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