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三大制度，请看专家从实践角度的讲解——

根本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顶梁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汤涛

很多人都还记得，进入21世纪以来，神州大地上曾经有过两次高层震怒、舆论哗然的重大案件。一是辽宁拉票贿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案发后，辽宁省委原书记、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珉等一批省部级官员锒铛入狱。另一起则是衡阳破坏选举案。案发后，衡阳市以贿赂手段当选的五十多名省人大代表，被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涉嫌犯罪的人员被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之所以把这两起案件放在一起，就在于虽然它们地域层级等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严重挑战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触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和党的执政底线。我们知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触碰这一底线，性质可谓是极为恶劣！

所谓根本制度，指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其作用在于从根本意义上保证着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即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言，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这一科学构想诉诸实践，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制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包含哪些内容呢？具体来说，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它们是名副其实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国之栋梁”，也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基本制度

贯彻和体现基本原则、发挥重大影响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王维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多年来，我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大理论创新，就是在此基础上，把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系列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与党的制度思想不断发展变迁一样，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在改革中持续演进。我国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曾经三次以浙江温州的改革探索，作为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切片”。第一次是在1986年，他写道：“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或群众创造的其他模式，评价它们的惟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没有现成的概念，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问题不可能在原有的本本上找到现存的答案”。正是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为被长期禁锢的个体经济发展扫除了政治障碍。1987年，党的十三大也提出要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有了政策依据。

第二次是在1994年，温州正处在转型升级、二次创业的关键期，费孝通指出：“温州实践再次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并不都是舶来的、搬来的，也有中国土生土长的。”第三次是在1998年，费孝通说：“温州人从家庭作坊、摆摊叫卖、沿街推销、设店开厂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资产经营、网络贸易，我也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初期的萌芽到和国际经济接轨全过程的演示，并且觉得可以从中捉摸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这无疑体现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温州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立足国情完善发展的一个缩影。与基本经济制度一样，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是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制度创造。这些基本制度，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必须长期坚持、巩固、完善、发展。

重要制度

大国治理之重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田坤

“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是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躬身实践的九项惠民举措。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超越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把“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备，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社会救助、优抚安置、退役军人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残疾人帮扶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定型。群众最为关切的“九惠之教”早已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

人们能够感受到中国特色民生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带来的实惠、温暖和安全感。近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专题片《为了人民健康》，其中一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2013年2月底，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了三位来自同一家庭的肺炎重症病人。他们均感染了一种未知病毒。医院迅速将有关情况层报中国疾控中心和原国家卫生部。病原体检测显示病人感染的是基因重配的新亚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此时，非典之后不断完善的重大疾病防治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制度发挥出了巨大效力。全社会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有效遏制了H7N9禽流感病毒在中国的流行。这是我国以保障民生为价值导向的卫生健康制度不断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一个缩影。

包括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国外照抄照搬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框架下，经过持续不断的探索、提炼、升华后形成的。这些重要制度源自于、从属于、服务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体现在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政府治理、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军事国防、一国两制、对外事务、权力监督等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

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相比，重要制度更具时代性、创新性、发展性。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制度，在完成其使命后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制度文物”。比如，行政监察制度对于行政权力监督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落地，国家监察制度替代了行政监察制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过去是没有的，经过实践证明，它对于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具有重大价值。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的内涵和外延，一方面坚持和完善已经成熟定型的、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重要制度；另一方面要敢于突破思维定势，从容应对危机困难，以重要制度创新化解风险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