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

话剧和影视演员，代表作品有《茶馆》《雷雨》《龙须沟》《我爱我家》《大江大河》等。

   观众看戏的时候也不管外在花哨的形式，更多的是看故事、看人物的真实感

北京人艺是人民的剧院，以表演现实主义剧目见长，许多剧目都表现北京人、北京的故事和风俗，从早年间的《茶馆》算起，应该有几百个剧目了。现在的话剧形式很多，而现实主义是基础，无论外边是什么样的壳儿，这里面的酒一定得是好酒。观众看戏的时候也不管外在花哨的形式，更多的是看故事、看人物的真实感。前些日子，《茶馆》演出，很多观众排长队买票，就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我们这一代演员特别幸运，我进人艺那几年是话剧特别蓬勃的时期，当时人艺复排《茶馆》《雷雨》，还创作了《左邻右舍》《丹心谱》等等，观众对话剧的热情也很高涨，用一票难求这样的词形容一点都不夸张。记得当时《蔡文姬》一演，就看到好多观众来剧院排队买票，人一多就把咱们人艺的南墙给挤倒了。我那会儿还是小伙子，二十来岁，当时就想，人艺这些老演员长得也不太漂亮，嗓子也不好，但他们演起来怎么那么好看呢。看着这些好戏，那个舞台就把你给震撼了，心想演话剧真是值得我干一辈子的事情。我从80年代开始演一些角色，像《小井胡同》里的小力笨儿，还有《天下第一楼》里的大少爷，就慢慢演起来了。

我们就像平常生活一样在表演，在舞台上描述生活

一个演员的阅历，包括对文学、对社会的理解，对于表演有很直接的影响。于是之老师也说过，经过了“文革”十年，他再演《茶馆》，跟之前演就不一样，他对人生的理解更深刻了。话剧纯技术性的表演不多，不用踢腿，不用翻跟头，也没有什么高腔，我们就像平常生活一样在表演，在舞台上描述生活。但是舞台上的生活是我们创造出来的生活，是我们从生活中选择提炼出来的，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就有一个难度了，因为没有技巧所以更难。我经常和演员说，不准把台词说完扔在那就完了，因为剧本中没有那么多形容年代、形容心理活动的词，我们要把所有台词都变成人物的行为，把背后的潜台词表现出来，要不然光说台词不就成广播剧了吗。所以当一个好演员是很不容易的，比如《雷雨》中的四凤，十六七岁，需要很高的表演技巧，年龄太大的演不太合适，太年轻的演员可能理解不到，驾驭不了人物的复杂性，所以有的角色是很难演的，需要舞台和时间的磨炼。

国家级院团是有更多文化传承责任的，不能一味做观众的尾巴

北京人艺是北京的一个金字招牌，应该是保留北京文化艺术特色最浓重的一个地方。我们有些剧目是带有博物馆性质的演出，保留着老一辈的样式。《四世同堂》《茶馆》受到观众的喜爱，说明大家对京味儿话剧的向往和支持，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京味儿话剧越来越难排了。以前北京人艺学员班培养出来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现在的孩子都是大学毕业，来自天南海北，说好北京话都不容易。就连年轻的北京人对于北京城的感觉，老街坊之间关系的感觉，都缺少了形象的思维。

演戏是个感性的事，有些演员对前门楼子四九城都没有概念，光靠在台上搭个景儿就很难有感受。北京城市越来越发展，生活越来越现代化，但是北京味道不应该随之流失，京味儿话剧保留着老北京的文化记忆，应该让京味儿在我们舞台上越来越浓。比如我们排《窝头会馆》时，剧本的话比较密，纯地道的京味语言，语速又快，当时就想是把观众来不及听的删掉，还是我们把台词说慢一点。后来我们决定坚决不删，保留原汁原味的老北京语言，观众可以根据情节、人物关系和话的指向来判断。比如“你这孩子怎么不好好跟我说话，净掉腰子呢？”你根据人物性格和情节，也能听懂了，保留北京地域的一些特点，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普及。国家级院团是有更多文化传承责任的，不能一味做观众的尾巴，应该用深厚的传统去吸引观众。比如《雷雨》里面，周朴园有句话“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总记得”，这是典型的那个时代写台词的方法，也被我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因为只有这些东西在，它的那点儿味道才在，不然这些东西就会一点点地丢掉。你能通过这个剧了解那个时代遣词用句的方法，有一股老家具的味儿，那种朽旧味儿也是很有味道的，跟鲁迅先生收藏清朝普洱茶似的，它不一定有多香，而是为了品尝一下历史的味道。（本刊记者宋梁缘根据杨立新先生的讲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