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自古为楚南重镇，岳麓山屏峙城西，湘江水蜿蜒北去，橘子洲横亘江心，城名城址历三千年而不变。

文气凭屈贾，风骨看潇湘。提到长沙的历史文化根脉，自然首推屈原、贾谊。公元前295年，屈原因变法图强触犯权贵而流放长沙一带，直到公元前278年因秦国攻破楚国都城而自沉汨罗；百年之后的公元前176年，贾谊同样因遭人诽谤而外放长沙王太傅，谪居长沙3年之久。

屈原、贾谊的满腹才情，带给长沙的固然是千秋文气；而二者忧国爱民的忠诚节操，更带给长沙不一样的精神气节。于是，这座山水之城便融合了山一般的风骨与水一般的神韵，并自此绵延千载……

“官清赢得梦魂安”

古长沙原本伴水而生，而让其蜚声海内外的，却是与古城一江之隔的岳麓山；比岳麓山更出名的，则是素有“千年学府”之称的岳麓书院。穿越千年庭院，在与士子读书声唱和的流泉陪伴下，你可以细细品读那些凝固为思想的经典建筑，更可以捕捉历代文人墨客高洁的思想遗痕。

濂溪祠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在书院文庙大成殿右侧廊屋的廊柱上，这副对联总能引来四方游人驻足。对联据说出自清代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之手，其下联未免有所狂傲，而上联，却道出了一个关于理学传承的基本事实。“吾道南来”源自程颢的“吾道南矣”。北宋理学奠基者——河南的程颢程颐原本受学于湖南道州（今道县）人周敦颐，后“二程”的弟子又将周敦颐的学说传回湖南。濂溪即周敦颐的号，其开创的学派又称为“濂溪学派”，如此看来，周敦颐实际上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

自南宋以来，岳麓书院便成为传播周敦颐濂溪学说和宋明理学的主要阵地。在岳麓书院的诸多祠庙建筑中，屈贾之外，位置最高的便是“濂溪祠”。该祠专祀周敦颐，自嘉庆十七年(1812)始，周敦颐便成为这个千年庭院里山长和学生早晚都要拜祭的第一人。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千古名篇《爱莲说》里，濂溪先生笔下的莲花形象，是儒家历来提倡的无贪欲、不奢求、洁身自爱的“士君子”形象。周敦颐在家乡任永州通判时，还曾作诗宣示自己的为官准则：“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周敦颐长期在地方为官，也始终按照他自己提出的“明通公溥”“公于己者公于人”的原则办事，从不为自己谋求私利。至和元年（1054），38岁的周敦颐任江西洪州南昌知县。有一天，他突然身患重病，好友潘兴嗣为了帮助他治病，到他家里找钱，结果只找到一个破箱子，箱中除了一些旧衣服之外，“钱不满百”。周敦颐在任时经常将自己的薪俸收入用来周济亲友和百姓，以至晚年无钱回归故里，只能定居九江庐山。

“出淤泥而不染”，周敦颐推崇的修身和出仕之道，影响了千年庭院的代代师生，更砥定了其身后数百年之湖湘风气。自此而下，胡安国、张栻、王船山、魏源等一代代湖湘先贤，无不秉持着这一份清廉之气；而在长沙，更涌现了真德秀、赵申乔、刘崐等一大批清官群体。

岳麓书院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在湖湘文化的浸染熏陶之下，湖南也出现了一个人才爆发的高峰。左宗棠、谭嗣同、黄兴……他们或在这里修身求学，或在这里落叶归根。而所有这些，不单给古城长沙留下了诸多的古迹与遗存，更为珍贵的是那些深刻影响着一方生态的勤廉精神。

在长沙河东的北正街西园一带，清朝廷曾在这里建立专祠，祭祀“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如今，“左太傅祠”碑石及祠内假山仍在。而在长沙司马桥一带，曾有座左公馆，则是左宗棠在长沙的旧居。只是鲜为人知的是，这座左公馆，却是湖南湖北两位巡抚“凑钱”帮左宗棠和家人购置的。

左宗棠为旧长沙府湘阴人氏，生于清贫的耕读世家。左宗棠20岁乡试中举后，多次赴京会试却屡试不第。道光十六年（1836），正是在两次会试落第之后，左宗棠却书下名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咸丰四年（1854），在左宗棠第二次入湖南巡抚幕府时，赞其“才学、品行，超冠绝伦”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湖南巡抚骆秉章私人出银500两，为他购下司马桥的房产，他才将家眷从湘阴老家迁居长沙。

在晚清的污浊之中，左宗棠是位出淤泥而不染的廉洁封疆大吏。他兴办洋务、收复新疆，历任闽浙、陕甘、两江总督二十余年。仅在1872年到1878年的6年时间里，就有6000万两军饷经由他手，他却分毫不取。左宗棠任上的廉俸收入颇丰，仅养廉银一项每年就有2万两，但大部分被他用于公事、善事。同治八年（1869），听闻湘阴遭受水灾，他立马捐银1万两；光绪三年（1877），逢陕甘大旱，他又捐陕西1万两，甘肃庆阳3000两；他主持大修兰州城墙时，不但自制材料，节省大量费用，而且在材料费户部不予报销时，他就自掏腰包充公……左宗棠有句教子名言，“惟崇俭乃能广惠”，在他写给次子孝宽的信中也反复交待：“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

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在力主抗法期间病故，抱憾而终，并最终归葬于长沙城外的跳马乡柏竹村。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

历史再向前一步。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湖湘志士，更把“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升华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抱负与革命豪情。

1919年11月26日新民学会在长沙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为毛泽东。

在长沙河西新民路周家巷西侧的闹市中，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农家小院。几间瓦房，几畦菜地，被围在绿篱矮墙之中。这里，就是新民学会旧址。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青年正是在这个院中的堂屋里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其会员后来不仅有近40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更有毛泽东、蔡和森等成为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新民学会也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先声”。学会在成立之初，就特别强调入会条件和会员品行。规定所有会员必须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五项纪律。这些纪律成为许多会员的精神印记，自此秉持一生。

长沙宁乡人谢觉哉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谢觉哉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1933年11月，谢觉哉来到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他对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说，汇报要实事求是，不能有半点虚假。可是，在谈及财政收支账目时，杨世珠答非所问，怎么也说不清楚。为了弄清真相，谢觉哉趁午后休息时，走访了两位老干部，并在下午的座谈会上突然宣布延长检查时间。翌日，通过突击查账，发现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吞蚀各类款项34项之多，计大洋2000余元；还顺藤摸瓜挖出集体贪污款，数额高达4000余元。谢觉哉很是愤怒，责令杨世珠等人停职检查，并宣布将唐仁达逮捕法办。为了从根本上铲除丑恶，谢觉哉事后又对毛泽东建议“立法建规，昭示天下。”几天后，谢觉哉与项英、何叔衡等人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而这也成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重要法制条文。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觉哉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他的家乡，他在湖南老家务农的子女、亲属想凭着谢觉哉的“官位”到北京来找个工作、谋个前程。但谢觉哉并未让他们如愿。1950年1月，他在给家乡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焦官”在湖南方言中意为不挣钱的官，谢觉哉如此自比，无疑是在告知子女，他做的“官”是新社会的勤务员，而不是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官僚。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也是谢觉哉等湖湘革命志士的真实写照。

板块与板块的碰撞，隆起的是山峰；文化与文化的碰撞，隆起的是精神。灵秀岳麓山，碧透湘江水。正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赋予了长沙城无穷的底蕴；而千锤百炼的长沙精神，更将激励着这座城市奋勇前行！

【名人话名城】

朱张会讲——

八百年前的一场学术盛事

杨雨（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南宋乾道三年（1167）九月八日，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长沙岳麓书院迎来了一位当世大儒、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当然，那时的长沙，名为潭州。

在岳麓书院迎接朱熹到来的，是另外一名理学大家——张栻。三年前，也就是乾道元年（1164），张栻应湖南安抚使刘珙的邀请，来到潭州主持岳麓书院教事。当时，张栻和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一时之间，相当规模的一批学术精英聚集于此，求学风气盛况空前，俨然标志着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正式形成。

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来到潭州，在岳麓书院开坛讲学，慕名而来的学子踏破了书院的门槛。教学之余，张栻与朱熹每天在一起畅谈理学的诸多问题，朱熹由衷感叹张栻“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

朱张会讲持续了一个多月，辩论也持续了一个多月，双方都感到了“真理越辩越明”的快乐。朱张会讲并不仅仅只是两位学者的辩论，更是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的思想交锋与碰撞。两大学术“巨头”的会面，无疑成就了一场学术盛事。

湘江由南至北横穿长沙，将长沙城区分隔为东西两个区域，长沙人遂以河东、河西名之。岳麓书院在河西，河东亦有一千年学府——城南书院（即今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毛泽东的母校），与岳麓书院隔江呼应。800多年前，张栻还曾执教于城南书院。朱熹逗留长沙期间，张栻经常从城南书院渡河到西岸的岳麓书院，与朱熹切磋学问、诗歌唱和。直到今天，长沙市区湘江边上还保留着著名的朱张渡遗址，悠悠的湘江水仿佛还流淌着两位学术大家的深情厚谊。

朱熹这一次在湖南从9月一直呆到了年底。期间，朱熹为岳麓书院手书了四个大字——忠孝廉节，后来湖南大学成立，岳麓书院的石刻院训“忠孝廉节”又成为湖南大学第一代校训。直到现在，这四个大字依然清晰地镌刻在岳麓书院的墙壁上，亦是所有到访书院的游客必然驻足凝视、感受心灵涤荡的地方。因为那不仅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更是历代湖湘精英恪守践行的准则。“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这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之根本的真学问。张栻和朱熹本身就是这种知行合一人格的典范。

换言之，湖湘文化看重的不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独善其身”，更重要的是经世致用、勇于担当的情怀与能力。廉而无为绝非湖湘文化的终极追求，廉而有为于国家、廉而有用于人民、廉而有益于时代发展，才是湖湘精神的真正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