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1997），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著有 《受戒》 《大淖记事》 等。汪朗，汪曾祺长子，散文作家、美食家、资深媒体人，著有《食之白话》 《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等。

　　爸爸一向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平等相处，从不讲究什么父道尊严。他甚至还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说什么“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所以“老头儿”，成了他在家中的“别号”。

　　我们家老头儿写作，有这么一个特点，开始不动笔，就在那瞎想，谁都不理。我们家里人就说老头儿又在直眉瞪眼。那时候家里有一个破沙发，每天早上起来吃完饭他就坐在沙发上，沏一杯浓茶，两只手端着闭目发呆，有时候可能半个小时，有时候可能四十分钟，觉得想好了再去铺纸拿笔。他写东西不愿意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而是打好腹稿以后再动笔，所以他能够写得比较流畅跟这个习惯也有关系。他写剧本的时候，一个场次的对白、唱词都能够背下来，然后才动笔。他修改《沙家浜》剧本时还没有电脑，都是写出纸稿以后送到打字室，先打字然后再油印。结果打字员把他的一个场次的稿子丢了，找不着了，他还安慰人家，说没事你慢慢找，实在找不着我给你闭着眼睛重写一遍，最后还是找着了。

　　他写东西还有一个特点，用语特别讲究、较真。《汪曾祺全集》里有一篇文章叫《说短》，里面写为什么小说要写短，因为大家生活这么紧张，现在的人看小说都是一手拿着汉堡包或者芝麻烧饼，吃一口看两眼小说，你不能给他那么多的废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是他1982年写的。那时候国内没有汉堡包，肯德基、麦当劳都没进来，他那个汉堡包不知道哪来的。他认为用汉堡包能够体现现代社会的特点，但是当时报纸的编辑可能觉得汉堡包太洋了，给改成“面包”了。他这个不乐意，他说用汉堡包一个是有时代感，巴尔扎克那时候也有面包，狄更斯他们都能吃面包，而且他说这个面包吃了噎着，光吃面包不行啊。他就一直在那嘟囔。后来这个文章收到一个集子里面，他坚决把这几处“面包”都改回“汉堡包”。他的遣词造句，在某些时候是非常较真的，这也是形成他作品风格的一个原因。

　　他的创作本事我们是学不了的，而且他也看不上我们，也没教过我们。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一般都是把我这个儿子看得比较高，而且老想有所成就，就跟老头儿说你教教他，你都这么大名气了。他从来不说一句话，有时说急了，就把脖子一拧，说我写作的时候谁教过！明白了，这是说我们朽木不可雕。你不能跟当爹的较这劲不是，所以在写作上，他真的没有教过我们，我们也没有从他那学过什么，起码没有什么秘籍。但是从这种日常的接触上，也能够了解一些东西，有一些体会后，只要自己慢慢地认真去练就行了。

　　他曾经引用过他老师沈从文的话，大意是再蠢再笨的人，如果真正能够专注一件事，专注二三十年，总能够有所成就的。我们就按照这个路子去做，写不出就慢慢来，折腾折腾，来回来去的，好像还写了那么两篇东西，也仅此而已。

　　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一个是认真做事，一个是平等待人。认真做事是学习他在创作上不马虎、不苟且而且较真的劲头。不一定是写东西，做其他事情也要有这种认真的劲头。另外一个是平等待人，不管是当官的还是一般的人，不会因为你的地位低我就看不起你。他始终用平视的视角去观察事物进行创作，这可能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得到更多读者喜欢的一个原因吧。（本刊记者宋梁缘根据汪朗先生的讲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