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记者遇到了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他正要参加“纪念黄裳诞辰一百周年——我们眼中的黄裳”座谈会。黄裳（1919-2012）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藏书家，韦力先生在会上讲述了与黄裳先生交往过程中的藏书故事。

    黄裳《劫余古艳》目录手稿。李辉/摄

　　黄裳老先生的记忆力特强。我每次去他家，他拿出来的书大约在20部左右，而每一次看的都不重复。去他家看书的人不止我一个，但是每次他都能准确说出我看的是哪几本书。我纳闷，他是怎么记住这些的？

　　老先生话不多，我就经常逗乐他，偶尔和老人家开个玩笑、唱个“反调”，才能打开他的话匣子。比如有一次，他给我拿出一部书来，说这书很稀见，是天一阁的旧藏。我故意说这不是。我们知道，古书的书根，一般都是写在书角下，横着从右往左写。但只有天一阁的书，书根是在书脊上，从上往下写，就是书脊这边冲上，书口朝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研究发现，一般晒书都是左右摊开，但南方潮湿，这样晒书晒不到书根部分，于是就形成了天一阁独一无二的写书根方式。天一阁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不盖章，黄裳给我拿出来的书上面没有章，我就问他你怎么证明这是天一阁的。其实天一阁的书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用的白棉纸，第二个基本都是原装。我问那个话是故意的，是为了逗乐他。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澹生堂藏书流出来之后，黄裳不断地在市场上购买。澹生堂的主人祁彪佳是明朝天启年间的进士，在清顺治三年因复国无望跳塘自杀了，但是家里人把澹生堂的藏书藏在了夹墙里，没想到这么一存便存了两三百年，藏书就这样留下来了。澹生堂主人的后裔，大部分来到了北方。当年最后一房，只有一个老太太住在原来那个地方。后来，老太太没有生活来源，也没人照看，不知道老太太是偶然发现的，还是她本身就知道夹墙中间有她家世守的秘密，总之，她开始把墙里的书挖出来，一点点卖。她也不是天天卖，而是没有钱了就卖一点。她并没有销售渠道，都是卖给那些小摊小贩挑担子的人，挑担子的人再以收废品的价格卖给旧书商。

　　黄裳认为这是挖到了宝。他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逐渐打听到了大约那些书出自绍兴，而后他就到了绍兴，认识其中一个小摊贩，暗暗跟着这个人找到了货源的真正地方。但是这老太太说不卖，这几天不缺钱。没办法，黄裳总不能天天在那住着。于是他想了一个法子，他就把那几个经常在老太太家收书的小摊贩聚在一起，说你们别恶性竞争，你们互相抬价最后谁都买不到。你们先排序，排好序后每人一天轮流在老太太家门口蹲守。哪天老太太卖书了，你们中的谁运气好，谁就收了，然后再卖给我。这样一来，黄裳把澹生堂大部分重要的东西都拿到手了。

　　这个事情纸里包不住火，按照国家文物法的规定，这算出土文物，归国家所有。那时候国家文物局的局长是郑振铎，他跟黄裳是很好的朋友。郑振铎爱护同志，给黄裳写了封信，意思是你把这东西捐献给国家就算了，黄裳就把东西捐给了国家。

　　有一年拍卖会上出现了一部小词集，大约20页，标价1000元，黄裳和我说，你帮我把那个买下来。我问他出多少钱，他说没有限价，就是不管多少钱都要买下来。我到现场以后，把这书细细一翻，实在看不出这书好在哪里，就是一个同治刻本，一个薄薄的词集而已。大家开始争，一下子把那个书由1000元争到3万多元，我就慌了，万一拍下来他又不要怎么办，最后还是花了3万多买下来了。后来我拿给他，好奇地问他这书为什么这么值钱。结果他说，没什么好的。我说那为什么要花几十倍的价钱买下来呢？他说：“这就是一个情结。五十年前我在上海的来青阁书店中看到这个词集，我很喜欢，但我兜里没钱，就跟店主说明天拿钱来买。结果我第二天去的时候，人家告诉我，施蛰存买走了。当年那个词集10元钱，施蛰存加了两元钱买走了。我对这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东西散出来了，这回我终于‘报了仇’了。”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记着五十年前的“一箭之仇”，黄裳先生的执着、可爱可见一斑。

　　（本刊记者宋梁缘根据韦力先生的讲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