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取得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但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鲜明指出，“仍有一些人不收敛不收手、甘于被‘围猎’”。雷霆之势高压反腐之下，为何还有人顶风犯案？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刘嘉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

　　本刊记者：从心理动因看，产生腐败行为有哪些主要因素？如何继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作用？

　　刘嘉：从行为层面看，腐败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决策。人在决定是否参与腐败行为时，通常要考虑腐败被发现的风险，感知到的风险越高，越能显著降低腐败。

　　个人腐败往往呈现出从“不敢想”到“试试看”，再到“大胆干”的发展轨迹。产生腐败行为的原因之一，是风险感知过低。通常来讲，腐败的次数越多，客观风险概率会随之增大，但腐败者对风险的主观感知却未必随之增强，原因在于腐败被发现的风险概率较低。如果连续几次腐败而未被发现，腐败者就容易产生“热手谬误”的错觉，认为下次“伸手”也不会被抓住，从而继续腐败甚至更加猖狂。

　　原因之二，风险可控感过高。风险可控性是指对风险的控制感，相信自己能够影响风险事件的发生，掌控最终结果。当风险可控感高时，人容易产生乐观偏差与侥幸心理，决策更加冒险，出现腐败行为；而一旦意识到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往往会放弃腐败行为。现实中，当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时，领导干部自认有一定控制力而避免受到查处，就容易产生腐败。更糟糕的是，一旦形成团团伙伙，腐败者相信“有人罩着”，即使当自己权力不足以形成高控制感时，也会出现严重腐败。

　　因此，通过提升感知的腐败风险概率和降低腐败风险可控感双管齐下，才能让领导干部在面对诱惑时不敢腐。因此，必须使反腐败斗争常态化和专业化。正如党中央所强调，必须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反腐高压态势不减，这是巩固震慑的关键。同时，持续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不断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也将持续放大震慑作用。

　　本刊记者：有的领导干部为何会“被围猎”而难以自拔？

　　刘嘉：通过对违纪违法案件的分析，心理学家发现：许多能力突出、原本清廉的官员，身边都存在着一些所谓的“朋友”。这些朋友不断使用投其所好等软性手段，与领导干部形成情感联结，最终以人情关系迫使其做出违法乱纪的事。这个现象被称为“心理绑架”。

　　心理绑架通常涉及关系建立、关系巩固、关系使用三个阶段，其核心就是用情感取代理性。一开始，行贿者会隐藏真实目的，只输出资源满足领导干部的需要或爱好，而不要求回报，或只提出很小要求，从而形成不平衡的关系。不求所报的付出让领导干部体验到被理解、被关心的感觉，因此容易建立情感联结，降低防御心理和风险感。这就会出现我们经常看到的，在人情世故的“温水煮青蛙”面前，一些领导干部渐渐滑向腐败。所以，领导干部警惕“被围猎”的风险，绝不仅仅在八小时以内，在八小时以外与人交往中，也必须高度警惕，不要被人情进行心理绑架。

　　本刊记者：就个体而言，如何实现不想腐的自觉？

　　刘嘉：习近平总书记讲，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实现不想腐的自觉，最基础、最根本、最关键的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而言，我认为，领导干部要注重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腐败作为一种可以快速提供物质财富、降低自我不安全感和焦虑的方式，是心态失衡者更倾向采取的一种行为。虽然腐败会有道德、法律代价的风险，但心态失衡的个体会在强烈的维持心态平衡动机驱使下，在确定的利益（腐败）与可能的代价（被发现）的权衡中，更关注短期的、确定性的利益，从而表现出更强的物质主义倾向和更强烈的腐败意向。因此，领导干部应着重培育依靠自身才华、自我努力和工作业绩等内在因素支撑的积极心态，从而抵抗物质诱惑、强化纪法意识、坚守道德底线，实现不想腐的自觉。

　　腐败并非这个时代的问题，而是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便有；腐败并非中国特有，而是全球性问题；腐败是一个复杂问题，不存在单一解决方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非常科学、契合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