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通报曝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形成震慑。记者梳理了截至今年10月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曝光的24批130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通过分析其特点和表现，可以看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度越来越大。

　　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呈现三大特点

　　记者对通报的130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统计分析，发现有三大主要特点。

　　从通报时间看，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通报力度加大呈现常态化。从2017年12月开始，每个月通报问题数都维持在2批10起左右，有时多达20起，到2018年10月形成一个小高峰，通报的问题数高达6批38起。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一文作出指示，要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标中央要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按照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部署，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列入监督执纪问责的重点，形成工作常态。

　　从受处理的人数看，平均每个问题至少处理2人，越往后执纪越严。在这130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通报中，受到处理的一共有293人，这意味着平均每个问题至少处理2人，体现了严肃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既查处直接责任人，又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通报问题中处理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达27人，即2016年以来，宁夏西吉县在扶贫资金使用监管方面存在问题34个，涉及扶贫专项资金2亿多元，截至今年8月，共有27名党员领导干部受到责任追究。时任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书记马志宏，西吉县委副书记、县长武维东对上述问题负有领导责任，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职。

　　从通报数量看，扶贫领域问题占一半，成为查处重点。在24批通报中，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题通报多达11批次52起，占总批次的45.8%、通报总数的40%。如果将综合通报中的扶贫领域相关问题通报囊括在内，那么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通报就达65起，占比50%，高居榜首。由此可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作为集中整治的重中之重，部署重兵，从严查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易发多发的四类问题

　　通观130起问题通报，“不负责任”“敷衍应付”“把关不严”等词句屡见不鲜，反映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种表现，以下四类问题占总量的77.7%，易发多发，较为突出。

　　尸位素餐、怠惰因循。在通报中，被点到存在履职不到位问题的高达41起，占31.5%。这其中，有民生领域的不作为，如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水务局在防汛减灾工作中，未对马棚堰水闸进行安全鉴定，造成相关防汛设施在汛期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有整改工作的慢作为，如青海省玉树州原监察局查处县党校张志纲“吃空饷”问题后，向县政府下发监察建议书，要求追缴违规所得，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周鹏云将监察建议书内容函告张志纲后并未督促追缴，直至省委巡视组进驻并督促才缴清。

　　失察失责、消极应付。对项目和资金监管不严，导致资金被骗取或被侵占，项目无法落实，共计29起，占比22.3%。工作的落实落细需要干部的步步跟进，并随时做好记录和核实工作，但一些干部的工作流于形式，如山西省临汾市隰县畜牧兽医中心总工程师任瑞全对县畜牧产业提升工程建设项目验收时，未严格审核把关，致使7家未达标的合作社通过验收，造成国家专项资金损失。有的工作需要在进程中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否则影响工作实效，如新疆阿图什市扶贫办对扶贫项目管理混乱，有74个项目无法落实，37个项目未能按时开工，38个项目未按期完工。

　　推诿扯皮、上推下卸。行政审批从“管卡压”变“推拖绕”，这类问题有18起，占13.8%，如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屿后西社区联络员郭珣接受居民提交的重度残疾人居家护理补贴申请材料，7个月后才上报街道审核，导致补贴延迟发放。

　　弄虚作假、瞒天过海。编造假经验、假典型、假数据，此类问题有13起，占10%，涉及党支部组织生活会记录、扶贫资料甚至是档案等等。如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落别布依族彝族乡板照村党支部书记伍廷意，未组织人员入户实地验收和采集信息，而是直接估算填写《贫困户信息对照采集表》和《贫困户验收表》，并用同一张照片作为多个贫困户的家庭资料。

　　近期，中央纪委印发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明确重点整治的四个方面12类问题，这些问题都能在上述通报中找到“原型”。因此，我们要按照《工作意见》指出的，把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有机统一起来，既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又下定打攻坚战的决心。结合已经开展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应总结发扬已有的经验，探索创新方式方法，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把作风建设的“金色名片”越擦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