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的名言，有“有所畏者，其家必齐；无所畏者，必怠其睽”的告诫，亦有“畏法度者最快乐”的达观，这些古训都是在提醒人们要严以律己，有所畏惧，谨慎从事，切不可忘乎所以，为所欲为。纵观历史和现实中那些取得卓著成就的人物，无不是拥有“畏”的体验和品质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心中就始终装着一个“怕”字。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他在《致诸弟》这封家书中说道：“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惧修省，实无德足以当之。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意思是说，这次升官尤其出乎意料，早晚恐惧反省，实在没有德行足以当此大任。弟弟们在远隔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一定要匡正我的不到之处，时时寄信规劝我的过失。务必使我家历代积累的德行不从我开始堕落，也许可以保持圆满平安，得以免除迅速颠覆的危险。弟弟们能够常常规劝，那么弟弟们便是我的良师益友。而弟弟们也要时刻保存敬畏之心，不要认为家里有人做官，就敢于欺侮他人；不要认为自己有学识，就敢于恃才傲物。

　　曾国藩认为，敬畏权力，就不能“干预公事”。他的父亲好管闲事，常常去替人说情，当时曾国藩在京城做官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老家那边的声望自然也不小。曾国藩专门对父亲进行劝诫：“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以势凌人。”

　　同治年间，曾家兄弟权势达到顶峰。曾国藩担心弟弟做出不妥之事，他专门写信嘱咐弟弟对本县父母官要注意谦谨，“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诋其非”。尤其提到：他们前后任交替之时，如果有上司衙门之请托，我家千万不要参与其中。

　　他还经常告诫子弟不要拉关系、走后门。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纪鸿中秀才之后，多次参加岁考、科考，都没有考中。同治三年，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寄信叮嘱儿子说：“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晚清外交家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说，曾国藩“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到了晚年，曾国藩都不曾购置一处平民住所。心存敬畏，头脑清醒，可谓曾国藩一生的为官之要、成事之道。

　　明代名臣张居正曾经说过：“志成于惧，而荒于怠。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如今，面对纷繁世事，面对手中权力，面对党纪国法，面对人民群众，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心存敬畏，慎用权力，不妨像曾国藩那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心中装着一个“怕”字。这样有强烈的危机感，才能知方圆、守规矩，踏踏实实干事、干干净净做人，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和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