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央集权遭到削弱，导致门阀政治的出现。九品中正制度沦为世族维护特权的工具，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是世族控制选官、任官权的表现。官场以空谈、交际为尚，勤于政事者不仅得不到表彰，反而遭到鄙视。甚至，一些官吏已经丧失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他们放浪形骸，高谈阔论，不务实政，抛弃了社会的基本礼法与道德规范。这不仅导致吏治的严重腐败，而且使社会正气得不到伸张。对此，一些有志之士严于律己，不苟时俗，致力于整顿吏治，为国尽忠，东晋名臣卞壸（kǔn）就是其中一位。

　　尊礼守孝 律己责人

　　卞壸出身官宦之家，祖父卞统曾担任过琅琊内史一职，父亲卞粹六兄弟均为时人所重，被赞为“卞氏六龙，玄仁无双”。卞粹曾担任侍中、中书令，并进爵为公，位极人臣，但掌握政权后的长沙王司马乂因忌惮卞粹的刚正不阿而将其残忍杀害。父亲遇难后，卞壸回到兖州冤句老家。

　　晋怀帝永嘉年间，卞壸被授予著作郎之职，并承袭父爵。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后，西晋的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统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雪上加霜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卞壸的命运也随之起起伏伏，后被出镇建邺的司马睿召为从事中郎，继而被委任为司马绍（后来的晋明帝）东中郎将长史。

　　后来，卞壸的继母去世，遵照礼法，卞壸需要在家丁忧。时当多事之秋，正是用人之际，司马睿派遣使者敦促卞壸出来任职。

　　卞壸坚持为母守制，给司马睿写信陈述原因，指出自己本无追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的欲望，只因时局艰难，一方面为求安身，迫于无奈，另一方面国家重于个人，国事不可延误，才勉强出仕，但一直准备让位于贤者。自己生母早年过世，自十二岁起，就蒙受继母抚育之恩，如果母亲活着的时候，自己无法尽到赡养的职责，给她带来天伦之乐，去世后，又不能遵照礼法为其守制，自己将懊悔终身，时刻承受着刀割五脏般的痛苦。司马睿被卞壸真诚恳切的言辞感动，不再加以逼迫。

　　表面上看，卞壸坚持为母守制是孤立事件，但是如果结合时代背景，不难发现卞壸严于律己，以实际行动匡正时俗的良苦用心。

　　魏晋时期，崇尚自然，名士们以极其荒诞放任的形式谈论玄学，反对名教礼法，反对儒家纲常，当然这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但玄学中也有不切实际清谈的消极一面，这种风气侵染官场，就会对吏治的清廉、官僚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等造成危害。如王式，身为淮南小中正，掌握人才品级的评定，不以身作则，反而公然违背丧礼。王式在继母去世后，没有按照“继母如母”的丧服规定，为继母服齐衰三年，而是服齐衰一年。时任御史中丞的卞壸认为王式所作所为“犯礼违义”，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因此弹劾他。对于负有领导责任，却没有崇正礼法的司徒荀组、扬州大中正陆晔、淮南大中正胡弘等人，卞壸请求削爵免官，并交付廷尉定罪。虽然朝廷下诏赦免了荀组等人，但是王式经乡邑清议，终身不得为官，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官场不正之风。

　　不苟时俗 匡正吏治

　　卞壸不仅严于律己，为人正直，而且勤于吏事，注重实干，这自然与当时社会上大行其道的清谈之风相抵牾。因此，卞壸虽然具备很强的政治才能，深受晋明帝司马绍的器重，但他未能获得名士们的认可与赞誉，反而经常遭到他们的轻视与奚落。

　　当时王公世族子弟多仰慕王澄、谢鲲等名士，争相模仿他们放浪不羁的行为方式，卞壸在朝中严词厉色地说：“这种举止违背礼法，有伤教化，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本朝中途倾覆，实在是由此导致的。”他准备上奏弹劾他们，虽然由于朝中不同意见而作罢，但是很多听说这件事的人纷纷改变志向和行为。

　　卞壸不仅不苟时俗，而且以匡正风气、整顿吏治为己任。在朝廷征召南阳乐谟担任郡中正、颍川庾怡为廷尉评的时候，二人借口父命，拒不赴任。卞壸上奏指出：人皆有父，假若均以父命为由拒绝担任公职，国家将无人可用，导致“先圣之言废，五教之训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故此，他建议坚决制止这种“以私废公”的行为，并且将其制度化以防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卞壸所言合情合理，获得朝廷上下一致赞同，乐谟、庾怡迫不得已，只好上任。

　　东晋政权带有典型的门阀政治特征，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表明在司马睿建立东晋的过程中，以王导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受整个社会风气的侵染，王导这样的重臣也经常做出违背纲常礼法的事情。卞壸刚正不阿，屡屡指责、弹劾王导，以维护朝纲。

　　晋成帝时，作为顾命大臣的王导就曾称病不上朝，却私下送别郗鉴。卞壸弹劾王导破坏朝纲，丧失了大臣的操守。虽王导并未因此被免官，但是朝廷上下慑于卞壸的浩然正气，变得肃然起来。

　　忠贞报国 一门三仁

　　永嘉之乱，使北方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流离失所的百姓纷纷南迁，一时之间出现了大量流民。为了自保，这些流民自然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流民集团。流民首领因此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当然有利于抵抗北方政权的南下，但对东晋来说，同时也是潜在的分裂割据势力。苏峻既是朝廷命官，又是流民首领，他拥兵自重，不臣之心日渐明显。

　　此时的东晋朝政，因晋成帝司马衍年幼，庾太后临朝称制，中书令庾亮、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等共同辅政，庾亮以帝舅之尊裁决一切政事。因为担心养虎为患，庾亮决定削夺苏峻兵权，征召其入京，加以控制。王导认为苏峻为人猜疑阴险，必定不会奉诏前来，建议暂时容忍他。此时已调任光禄大夫的卞壸坚定地反对征召苏峻入京，他认为，应该做更深思远虑的谋划，恐怕不可以匆匆忙忙地就确定对策。然而庾亮一意孤行，最终苏峻联合早已对庾亮不满的祖约起兵，讨伐庾亮。

　　苏峻叛乱后，卞壸出任尚书令、右将军、领右卫将军等职务。由于庾亮指挥失误，苏峻很快进逼京师。朝廷授予卞壸都督大桁东诸军事、假节，加领军将军、给事中，即赋予他持节都督诸军平叛的权力。不幸的是，卞壸被叛军击溃。随后的清溪之战，卞壸又与诸军一起抵抗。这次战役，卞壸背疮未愈，立志报国的他勉强支撑病体参加战斗，英勇杀敌，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时年四十八岁。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两个儿子，卞眕、卞盱，见父牺牲，相随杀入敌军，皆力战而死。

　　苏峻之乱平定后，朝廷下诏追赠卞壸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贞，祠以太牢，卞眕为散骑侍郎，卞盱为奉车都尉。卞壸的妻子裴氏抱着两个儿子的尸体，哭着说：“父亲是忠臣，你们是孝子，哪里还有遗憾呢！”

　　千古忠孝表清门。卞壸父子三人英勇就义，演绎了“忠孝双全”的家族忠烈史。《晋书》称赞卞壸父子的忠孝行为：“望之徇义，处死为易。惟子惟臣，名节斯寄。”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卜宪群点评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加上西晋政权自身的腐败与内乱，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公元317年，西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政权，史称东晋。晋分东西，但政治格局没有根本变化，只不过是来自北方的王、谢等世家大族与南方的顾、陆、朱、张联合，共同控制着东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就是东晋皇权衰弱的典型表现。

　　在这种政治格局下，一是皇权不振，中央集权涣散，门阀政治达到顶峰；二是朝纲不肃，法治宽弛，吞舟之鱼都可漏网；三是士族横行，把持清官要职，却只崇尚清谈。“士庶之际，实自天隔”，高级官僚依靠血缘关系决定政治前途，世居高位，寒门庶族永无出头之日。整个官僚队伍管理乏善可陈。

　　当时，尽管也出现过个别较有为的政治家，但整个官场风气颓废，监察机构与监察法规形同虚设，史称“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以“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卞壸的行为显示出难能可贵的特立独行，彰显出高尚的精神品质。

　　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