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救时宰相”的明朝名臣于谦所处的时代，朝政腐败，贪污成风，尤其在经历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由盛转衰，内有宦官干政，外有瓦剌侵掠。乱世之中，于谦负经世之才，身系黎民，忧国忘家；志存宗社，扶危定倾，成为国家柱石。当时世风日下，他却信守名节，冀求清白。青年时代的于谦，看到一处石灰窑后，即口占七绝一首：“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就是著名的《石灰吟》，也是他磊落一生的真实写照。

　　“两袖清风” 国之廉臣

　　于谦一生正直清廉，他曾说:“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在24岁那年，于谦中进士，从此走上政治舞台，一直保持清廉自持，上不贿要，下不纳赂。他在江西、河南等地任职时，每次入京议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儿土特产去？于谦潇洒一笑，举起两只袖子说：“吾惟有清风而已。”为此，他还特意写诗以明志：“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于谦不送礼也不收礼。有一年寿辰，门口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于谦叮嘱管家，一概不收寿礼。同乡好友郑通的礼物，于谦同样不收，他写了四句话给郑通：“你我为官皆刚正，两袖清风为黎民。寿日清茶促膝叙，胜于厚礼染俗尘。”郑通见了十分敬佩。据传，景泰帝因于谦忠心报国，战功卓著，派人送了一只玉猫金座钟，也被拒之门外。太监写下四句话给于谦：“劳苦功高德望重，日夜辛劳劲不松。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情不通。”于谦见了，在下面添了四句:“为国办事心应忠，做官最怕常贪功。辛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太监见于谦这样坚决，无话可说，只好回去向景泰帝复命。

　　于谦不仅清廉自守，还对贪污腐败之风毫不留情地惩处。明朝的军队要轮流戍边，并实行屯田制度。而屯田制度从宣德时开始遭到破坏，分驻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军官等都争相侵占屯田，变公为私，并役使军丁为他们耕种，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于谦任山西巡抚时，不顾得罪王权显贵，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

　　为官35年，于谦始终生活素贫，日用节俭，衣无絮帛，食无兼味，“所居仅蔽风雨”，四壁萧然，常被“错认野人家”。他曾作诗形容他的床：“小小绳床足不伸，多年蚊帐半生尘”，可见其生活之清贫，亦可见其矢志不移的道德操守。他不仅自己为官清廉，坚决拒贿，在对待子女问题上也是秉公持正。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居功至伟，在石亨等人推荐下，景泰帝下诏要嘉奖于谦的儿子于冕，于谦坚决推辞，并告诉景泰帝，对于军功，要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能让儿子来滥领功劳。

　　勤政恤民 国之良臣

　　自1426年任御史开始，于谦历任兵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并巡抚江西、河南、山西等地，皆恪尽职守，为国为民。“土木之变”后，他更是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家都不回，日夜为国事操劳。景泰帝知道于谦尽忠尽责，凡事处以公心，所以，凡是于谦奏请的事，没有不批准的，任用一个人，也一定悄悄问过于谦后才任命。当时，上自皇帝，下至群臣，都倚重于谦，于谦也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每每遇事有不如意，他总是捶胸感叹说：“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

　　于谦的政治理念是重社稷，爱苍生。他以“功在朝廷，泽被生民”为人生旨归，一生夙夜在公，竭尽职守，体恤百姓，爱民如子。“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道出了一个士大夫的政治追求，更道出了他为民分忧、为民尽责的初心。他“守按江西，轻骑简从，遍历所部，延访父老，清理积案”，曾为被冤枉的几百名囚犯昭雪。

　　在巡抚河南、山西这两个多灾地区时，于谦“遍历诸州县，察时所急、事所宜兴革”。在山西，免除山陵役夫17000余人；在河南，他殚精竭虑，治理河患。据《明史》本传记载：“谦令厚筑堤障，计里置亭，亭有长，责以督率修缮。并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同样是在河南，由于连岁灾荒，百姓生活艰难，于谦开仓济民，既让百姓有饭吃，又让百姓勤奋耕作，不致坐吃山空。当山东、陕西20余万难民涌入河南时，于谦慎重处理，妥善对待，他请发官仓积粟赈济，并请乡里的官员开展监察，又分给难民土地、耕牛、种子等，安置10万余户难民在当地落户，这些举措对于防止民变、促进河南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扶危定倾 国之柱臣

　　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于谦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正如明代诗人袁裘所论：“于公以一书生，砥砺狂澜，屹然不动，坐使社稷，危而复安”，彰显了他“粉身碎骨全不怕”的大义与家国情怀。

　　明英宗时期，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崛起，其势力所控，西迄阿尔泰山，东达鸭绿江边，成为全蒙古的大汗。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也先率骑大举南犯，明英宗年轻气盛，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不察敌情，毫无准备，率大军御驾亲征，师至土木堡，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王振等皆死，“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此时，于谦作为留守京师的兵部侍郎，面临社稷兴亡、民族盛衰，显示出英雄本色。英宗被俘，国无主君，在议战守之策时，“群臣聚哭于朝”，人心惶惶。有人提议：“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于谦厉声斥责：“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他的话一针见血，以史为鉴，得到了很多大臣的支持。于谦从国家大局出发，拥立郕王朱祁钰即位，是为景泰帝，于谦则任兵部尚书，承担起京师防守的重任。他整顿军队，严明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立斩！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军纪为之肃然，军威为之大振。明军激战数日，击退瓦剌，终于取得保卫京师的胜利。于谦也成为保住明王朝的功臣。

　　针对边患内乱积重，于谦整备军务，改革京营旧体制，创立团营之制，对后来的明朝兵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景泰元年（1450年）春夏间，明军又大败瓦剌军于万全，并加强了居庸、大同、宣府的防守，使大明统治得以延续，方有后来的弘治中兴、嘉靖中兴和万历中兴。

　　于谦忧国忘身，但性情刚直，颇遭众忌。景泰八年(1457年)，明英宗复位后，大将石亨等构陷于谦，致使其含冤遇害。明宪宗时，于谦被复官赐祭，追谥“肃愍”，明神宗时改谥“忠肃”。今天，在北京、杭州都设有于谦纪念祠堂，供后人凭吊景仰。

　　纵观于谦的一生，既有济世安邦之能，又具清廉公允之德，既为“能吏”，又是“清流”，其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完美人格和道德自律，亦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卜宪群点评

　　明王朝建立后，鉴于元政的腐败，朱元璋采取了“纲纪先礼”的措施。在他制定的诸多制度律令中，监察与重典反贪占据了重要地位。如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和六科的设立，《大明律》《宪纲》与《大诰》的制定。这些都为明初肃清吏治、稳定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君主专制下吏治的好坏、制度能否发挥出作用，始终要受到内部某些难以遏制因素的影响，宦官专权就是其中之一。英宗后，宦官王振擅权乱政，致使“土木之变”这样严重事件的发生。英宗复位后，未能吸取教训，又给曹吉祥、大将石亨等专权提供了便利。明初以来兴盛的局面，从此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于谦政治生涯的主要阶段恰恰就处于英宗这个时期。在这个政局动荡、朝政黑暗的时期，于谦展现出杰出的政治才华和高尚的人格精神，令人感动与钦佩！但又不可避免地被腐朽势力所摧折，令人扼腕叹息！

　　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