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伟大革命论”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

　　曲青山在《党建研究》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伟大革命论”是重大理论创新。首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关于革命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理论既把革命和改革贯通起来，又把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贯通起来，为正确认识革命的性质、功能、条件和范围提供了基本遵循。其次，深化和拓展了我们党历史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澄清了对“革命党”“执政党”的不准确区分和模糊认识，对回击历史虚无主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纠正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和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相互否定的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第三，“两个伟大革命论”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前进方向和战略指引。统筹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纲挈领、统并归纳，就是要解决和处理好“两个伟大革命”的关系问题。第四，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根本方法和具体路径。这就是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发扬我们党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伟大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求是》刊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不仅揭示了伟大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而且描绘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构建共同精神家园的美好图景，宣示了中华儿女创造新时代光辉业绩的壮志豪情。伟大创造精神是国家活力的源泉，伟大奋斗精神是国家发展的底气，伟大团结精神是国家兴旺的保障，伟大梦想精神不仅体现在追求梦想的强烈愿望，更体现在实现梦想的坚强意志。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用伟大的民族精神滋养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就有了发展进步的重要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就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改革的任务越繁重，越要坚持科学方法论

　　陈曙光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改革方法论思想，形成了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方法论体系。首先，问题意识是改革方法论的逻辑起点。改革源于问题，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哪里有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里的问题牵动全局，哪个环节哪个领域问题突出，就对准哪里重点改革。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贯穿改革方法论始终。解放思想重在为改革破除固化的藩篱。实事求是重在探索改革规律，遵循改革规律，科学谋划改革。与时俱进重在推进改革方法论的创新，运用新的改革方法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求真务实重在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务求改革取得实效。第三，“元方法”“总方法”和“子方法”构成改革方法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习近平改革方法论的“元方法”。一般层次的“总方法”，即“管总”的改革方法，是为改革确定方向、立场和原则的方法，包括指导改革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根本方法。具体层次的“子方法”，即指导改革的具体方法，属于操作层面的改革方法，包括具体的改革策略、改革艺术、改革步骤，等等。

　　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抵御新自由主义

　　《人民论坛》刊文指出，新自由主义通过高擎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大力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妖魔化共产主义制度和与自己不一致的其他国家的国家制度，通过文化交流和教育培训以及媒介传播的霸权，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导向，并以人权、自由为借口粗暴干涉他国内政，诱发价值输入国家和社会思想混乱，从而帮助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更多利益。必须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深刻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刻揭露与批评，抵制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冲击，维护社会价值的统一性和社会和谐。

　　中华文化重要特点是自觉和自律

　　楼宇烈在《人民日报》撰文认为，中华文化重要特点是自觉和自律。自觉就是认识到人类跟万物不同，成己成物；自律就是要求人类管理好自己，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把这种自觉和自律总结为人本精神。这种人本精神早在西周就已经确立，而西方到了近代才破除中世纪神本主义，有了理性智慧的发生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人既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即保持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也不能狂妄自大，去做天地万物主宰，而是要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伟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