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并用，是我国历史上常用的社会治理方式，只有思想教育手段和法制手段并用才能相得益彰。这是因为，法是他律，德是自律，自律和他律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反腐倡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但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

　　——2013年4月19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出处】《论语·为政》。

　　【原典】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释义】 孔子说，在国家治理中，如果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规范人民，那么他们虽然也能免于犯罪，但会丧失羞耻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乐来规范人民，那么百姓不仅有羞耻之心且乐于改过迁善。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此言，意在强调德法并重，发挥思想教育的基础作用。

　　【阐释】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之上提出的一个关于如何有效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孔子十分推崇德政，他曾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凸显了德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反对“不教而诛”。孔子在担任鲁国大司寇时，掌管国家司法。当时有一件父子互相诉讼的案件，孔子既不审理，也不判决，而是将父子一同关在监狱，促其自我反省。后来做父亲的想通了，请求孔子不要再判决了，于是孔子便将父子二人释放。季桓子对孔子的做法不满，孔子知道后说，治理国家必定要先施行礼乐教化而后才辅以刑罚。他认为，为政者要先以道德移风易俗，身体力行，如果有不从的，再通过贤德之士予以劝勉，若还有顽固之人不服教化，就施以刑罚，如此，百姓就自然知道是非取舍。

　　古人说，“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只有重视思想道德教化，唤起人们内心的羞耻感才是最根本的。对从政者来说，如果能常听劝导，时时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且常存敬畏之心、知耻之心，才会廉洁自律，行有所止。

　　战国之际，田稷曾任齐宣王宰相，他把收受门吏的百镒黄金孝敬母亲。他母亲说，你做宰相三年，俸禄不当有如此之多，你是怎么得到的？田稷就老实说了黄金的来路。其母道：我听说士大夫要修身洁行，不随便收受他人东西，不合道义之事，不入于心。当今齐王任命你作高官，并给予优厚俸禄，你的所作所为应该报答齐王，而你却背道而行，为臣不忠，为子不孝，不义之财，我不会要的。田稷羞愧而出，将所受财物一一退还，并主动向齐王认罪。齐王见他能知错就改，便赦免了他。田母因教子有方，深明大义，受到了齐王的嘉奖。

　　儒家推崇“为政以德”，但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政令和刑罚在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孔子也强调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只有兼用礼法，宽猛相济，才能最终实现政治的清明和美。然而，儒法并用也有其内在先后的顺序，简言之，就是儒先法后，也可以说礼先刑后。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意思是，在国家治理中，要把礼乐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提倡以礼治国。如果礼乐不兴，政事必然无道，刑罚就难以公平允当，百姓也会无所适从。

　　儒家的这些社会治理思想，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教育以及“两学一做”等，目的就在于唤起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道德意识、纪律意识，让党员干部明道德、守底线。与此同时，反腐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思想教育和惩治并用，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