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今年4月的一次谈话，山西省太原市纪委监委干部时利敏至今还记忆犹新。“过去都是给犯小错的党员谈话，这次是给一个非党公职人员谈话。”她告诉记者，公职人员属于监委的监察对象，谈话正是监委履行监督职责的体现。

　　把握好职责定位，是监委有效行使监察权、更好发挥自身作用的关键。按照中央有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要求，北京、山西和浙江三个试点地区在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方面积极探索，不断向着履责高效、监督有力的方向迈进，为在全国推开改革试点提供了经验。

　　认清职责内涵是监委履行职责的前提。各试点地区纷纷通过学习培训、实践锻炼等方式，帮助监委干部弄清监委“是干什么的”。太原市迎泽区纪委监委干部冯磊就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学习认识成果：“监委履责的本质属性就是监督，突出一个‘公’字，针对的是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主要监督检查他们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等情况，如果他们搞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我们就要调查处置。”还有不少从检察机关转隶来的干部表示，检察院并没有对公职人员日常监督这项职责，即使是职务预防犯罪部门，也多是预防咨询、警示教育和提出防范建议，因此来监委后亟待补上监督这一课。

　　明确监察对象范围，为监委履行职责找到了“靶子”。实践中，试点地区普遍将确定监察对象范围，作为监委履行职责的“先手棋”。如山西省娄烦县纪委监委以“是否行使公权力”为主要依据，经过3轮调查摸底、研究分析和筛选工作，将监察范围逐步规范，最终确定监察对象为3746名。

　　充分履行职责，离不开有效管用的监督方式。实践中，试点地区积极探索，采取多种手段，着力在抓早抓小上下功夫，以便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出现“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情况。太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吉山告诉记者，谈话函询、走访了解、分析研判联系地区或单位政治生态情况，已成为太原市纪委监委开展监督的重要方式。在山西省临汾市，“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使监委能更好地把握“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加强日常监督。

　　推动监委监督与其他监督机制协调配合是试点地区的普遍做法，有利于形成监督合力，拓展监委的监督效果。目前，三个试点地区将派驻纪检组更名为派驻纪检监察组，授予部分监察职能，将监委监督的触角延伸到驻在单位工作一线。浙江省在不改变派驻机构组织架构前提下，统筹调配纪委监委执纪监督部门和派驻机构人员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山西省探索建立了派驻机构、巡视巡察机构联动监督机制，畅通问题线索移送渠道，做到监督常态化、严要求。

　　调查是监委最有威慑的监督手段。对调查职责的履行，主要是在对12项调查措施的使用上。目前，试点地区按照应试尽试原则，充分用好12项调查措施。仅在查处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梁争平一起案件中，山西省纪委监委就使用了11项措施，顺利完成该案调查。

　　为规范这些调查措施使用，试点地区坚持宽打窄用，严格按照刑事诉讼证据标准调查取证，细化审批权限，规范工作流程，针对不同调查措施设置不同审批程序。北京市研究制定36项制度，涵盖组织决策、执纪执法、监督制约等多方面。山西省制定了包含《执纪监督监察工作试行办法》《审查措施使用规范》《执纪监督监察工作流程图》和《执纪监督监察常用文书》的“4个一”工作制度体系，其中对12项调查措施的使用和55种常用文书进行了规范。以询问为例，山西省规定，通知证人到指定地点接受询问，一般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构派人陪同；证人到达后应填写《谈话（询问）对象交接单》，由审查人员、陪同人员、证人签名。询问结束后，由上述人员再次在《谈话（询问）对象交接单》签名，办理好交接手续。

　　留置是监委履行调查职责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关注的改革热点。实践中，试点地区普遍用留置取代“两规”，并就留置的适用对象和使用条件、留置场所和时限、审批权限和程序、留置场所的安全保障、被留置人合法权益保护等作了制度规范，体现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思路。今年1至8月，三个试点地区共留置183人，其中北京市留置43人，山西省留置42人，浙江省留置98人。

　　在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付光政看来，对各种调查措施进行程序性规范，体现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决策权、审批权和监督权，是把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调查过程中。山西省清徐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侯煜青认为，这种内部制约杜绝了一个人说了算，是对监委干部的保护。

　　监委是政治机关，履行职责带有政治性。在调查中注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也的确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在查办梁争平一案时，山西省纪委监委调查人员并未首先对其违法犯罪事实展开讯问，而是先做思想政治工作，唤醒其党性、良知。在政策的感召下，梁争平主动交代了组织并未掌握的违纪违法事实，使案件取得很大突破。“真不能小看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威力。”一名参与查办该案的同志认为，监委履行职责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履责的一项具体手段，必须用好用足。

　　监督、调查的实效，需要依靠对监察对象的处置来体现和保障。实践中，试点地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综合运用谈话函询、处理、建议、问责、移送起诉等方式，既抓早抓小、治病救人，又保持了反腐败高压态势，体现了标本兼治。时利敏告诉记者，那次谈完话后，接受谈话的这位公职人员很受感动，认为这给她提了醒、敲了警钟，是对她的帮助和爱护，更认识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就要秉公用权，严格要求自己。而在时利敏所在的山西，今年前十个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运用“四种形态”处置33702人次，同比增长16.8%，其中分别运用第一、二、三、四种形态处理21381人、9723人、1815人、783人，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探索无止境，履责再出发。三个试点地区在履行职责方面已迈出坚实步伐，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也存在诸如监督有待做细做实、把握政策能力还需提高、纪法和法法衔接有待磨合等问题，亟待在今后实践中加以解决，推动监委履责更充分、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