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

　　清廷自定鼎中原以后，为笼络士人之心，力倡科举取士，一时士人多夤缘攀附。但在浙江桐乡清风里杨园村的一处僻静之宅，隐居着一位“不合时宜”的理学名儒——张履祥。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学者称之为“杨园先生”。入清后，他便决意放弃仕途。

　　张履祥老来得子，四十七岁时，他的长子维恭出生；五十一岁时，他的次子与敬出生。自此，张履祥更置身于场屋之外，终日以课子著述为事，小庐陋巷，往往书声不绝。由于疾病萦身，他对于两位爱子，深恐来不及亲诲，所以在课读之暇，他写作了《训子语》数篇，希望能借此垂教于后世子孙。

　　固守农士家风

　　在《训子语》中，张履祥说：“子孙只守农士家风，求为可继，惟此而已。”意思是，教导他的子弟要勤于务农，只有如此，才是保世承家之本。中国古代社会有士、农、工、商四业。士居四民之首，地位最尊。然而，作为一代理学名儒的张履祥，为什么不教导其子弟“从士”，而偏偏要“劝农”呢？

　　当时，许多士人对“务农”十分轻视，他们纷纷弃农而竞相参加科举考试，试图以此走上富贵通达之途。再加之务农多艰辛，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一年忙下来，还要缴纳地租，服劳役。即使在丰收之年，也所剩无几。有些人甚至生活不能自给，需要靠借贷度日。于是，“以耕为耻”的观念在士人之中根深蒂固。

　　但张履祥对勤于稼穑却有着另外一种理解。他认为，人立于世，须有恒业，“无恒业之人，始于丧其本心，终至丧其身”。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谨慎地选择一项事业，只是随波逐流，最终会使他丧失理想和志向。他认为，进入仕途固然拥有了权贵，但当时的官场斗争尖锐，身败名裂者不在少数；而商人虽然能握有丰资，但富贵贫贱，不过一时的机遇，自有定数，“非但子孙再世将不可问，身命之不保者众矣”。

　　与士、商的无常形成对照的是，务农虽艰辛，所剩结余也有限，但凭此却能“养生送死，思无越畔，世世恒于斯”。于是，张履祥主张惟有实业立身，方可久行于世。他劝告子弟要勤于稼穑，懂得其中的辛苦，并以汉代举“孝悌力田科”为例，证明“力田”乃实学，自古以来就多被倡导。张履祥从小就培养子孙的“爱农”意识，可使其“无游惰之患，无饥寒之忧，无外慕失足之虞，无骄侈黠诈之习”。从根本上来说，他劝诫子弟“务农”，实际上是要借此历练心智尚未成熟的子弟，使其祛除堕怠与虚荣之心，从小养成勤劳的习惯，这才是立身保家的根本之道。

　　耕读不可偏废

　　在张履祥看来，勤于耕作只是立身的一个前提，不可整日仅仅从事于务农。他对子孙说：“然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 张履祥教育他的儿子在务农的基础上，还要读书，“虽肄《诗》《书》，不可不令知稼穑之事；虽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诗》《书》之义”。在他看来，耕与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读书而不去耕作，则衣食堪忧；只耕作而束书不观，则难明大义。

　　耕读这样的道理，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非易事。为此，张履祥反复告诫其后代耕读二事不可虚而无实：“又不可虚有其名而无其实，耕焉而田畴就芜，读焉而诗书义塞。”耕田要身体力行，勤于劳作，这样田地才不会荒芜；读书不仅仅是背诵字句，更要知晓其中的义理。“力耕”“力学”也是古人立身行事的法门，“天之生人，俱有心思智虑，俱有耳目手足，苟能尽力从事，何患恒心或失而世业弗永乎？”

　　其实，张履祥的“耕读自守”也是针对时人缺乏独立的进取精神有感而发的。当时许多人一旦攀附权贵后，便骄奢无度，恣意妄为；而一旦稍有失意，则又妄自菲薄，怨天尤人。所以，张履祥谆谆告诫子孙，“唯能守耕读，能尽职分，然后隐居求志，行义达道，方可造此”。可见，张履祥的“耕读自守”，并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求志、行义、达道。

　　他还曾将三国时期诸葛亮躬耕南阳的事迹作为典范来教育子孙。他说，诸葛亮在南阳隐居耕读，表面上看是不求闻达，实际上则是胸有诗书而待贤主启用。诸葛亮的耕读，是其自立而不苟且于权贵的高尚品质，“此古人进退所以绰绰余裕也”。

　　圣贤之书传家

　　清初江浙地区逐渐由战乱转向承平，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富商巨贾云集于都市之中，社会风气也愈加浇薄。这样的环境对读书人价值观的影响很大，许多人看到官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因科举失败而饥寒交迫；一些官宦富贵子弟，虽读诗书，但多有败行，“遂以归咎读书”。当时的江南社会中流行着一种读书无用的观念。在这样的环境下，张履祥提出：“古人为家惟尚礼义，今人为家惟尚货才。”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这些人所读之书不过是形式僵化的科举时文，并非修身养性之书。对此，他主张应当教育子孙多读圣贤之书。

　　张履祥更是鲜明地指出，人若洁身自爱，惟有读圣贤书；若爱及其子女，也惟有教其读圣贤书。古之圣贤，皆是品格高尚的人，其所著之书，也都是这些圣人思想的精华，蕴藏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因此，读圣贤之书“愚者因之以智，不肖因之以贤”。若不令子孙读书而任其性情，难免会沾染时俗流弊，则人伦义理不能通晓，“有亲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尤其对于那些原本天资聪颖的子弟，若不以圣贤之书加以有效诱导，反而可能会使他们变得心思黠诈。张履祥深刻地认识到：“一世废学，不知几世方能复之，足为寒心。”

　　那么，究竟何为圣贤之书？张履祥认为程朱理学之书即圣贤之书。但对于孩童而言，尚不能完全理解其大义。他主张先从朱熹的《小学》一书入手，该书从教导儿童洒扫、应对、进退开始，循序渐进地再到教授他们礼义诗书之文，最终使其明人伦纲常之大义。张履祥说，“果能笃信此书而服行之，虽为农夫，足有君子之行矣”。

　　在父亲的亲自授课和谆谆教诲下，张履祥的两个儿子维恭和与敬从小“书声不绝”，勤于劳作，远离世族权贵，洁身自爱，潜心研学程朱理学。在张履祥辞世三十年后，清代著名文学家汪森曾称赞张履祥所作《训子语》于一切人情事理，阐述精核，“非独先生之子当遵而不失，即凡为子者，皆可作座右铭也”。（浙江省桐乡市纪委市监委供图）

　　卜宪群点评

　　相传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意思是说礼仪遗失了，可以到民间去寻找。非在庙堂之上而在民间可以找到失去的礼仪，是因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不仅依靠庙堂之上的黄钟大吕，也有赖于乡间牧笛。我国历史上耕读并重的思想意识，正是保存文化传统的一条重要途径。耕读并重的文化传统是我国历史特点决定的。这一传统意识既把务农视为普通人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保障，又强调读书明礼，步入仕途以求家族的绵延长久。

　　张履祥生逢明末清初的动荡之世，既目睹了明末的腐败世风，又拒绝接纳新的清王朝，故以耕读并重的文化传统教育子女知稼穑之艰难，懂怠惰奢靡之危害。值得注意的是，张履祥《训子语》中关于耕与读辩证关系的分析，彰显出一位理学家的智慧与才华。

　　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