攥指成拳，聚力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追逃追赃一改过去“九龙治水”的局面，建立起上下联动、左右互通的协调机制，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

　　7月31日，在中央追逃办的统筹指导下，经河北省相关单位共同努力，外逃美国19年的“百名红通人员”第71号黄红主动回国投案。这是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统一指挥下，各级追逃办凝心聚力啃下的又一块“硬骨头”。至此，“百名红通人员”已追回43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追逃追赃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胜利。回望这一奋进的历程，坚持并强化党的领导，建立完善协调机制，压实各级党委的政治责任是追逃追赃工作能够不断攻坚克难、啃下一块又一块“硬骨头”的关键，而这正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

　　党的领导强化，是追逃追赃工作得以换挡提速的根本保证。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涉及国内国外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才能掌握主动，抓出成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海外追逃追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均对加强追逃追赃工作作出部署。中央政治局常委会3次专门听取追逃追赃工作汇报。中央明确，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负责统筹协调。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部署要求，王岐山同志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和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研究部署追逃追赃工作。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五次、六次、七次全会都对做好追逃追赃工作作出部署……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追逃追赃工作的准确定位、重要部署、具体指导，从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有效强化了党对追逃追赃工作的领导。

　　协调机制的建立，是追逃追赃攥指成拳、形成合力的关键因素。过去一段时间，追逃追赃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形成了各部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工作格局，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九龙治水”。这一多头管理的工作格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责任不明、协调不力等问题，由于工作形不成合力，加上一些国家以法律差异等为借口设置障碍，使一些外逃腐败分子得以潜逃多年、成了难啃的“硬骨头”。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问题导向，于2014年6月，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办公室成员由与追逃追赃工作密切相关的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机关单位负责同志组成，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作为办事机构，承担具体工作。2015年，贯彻落实中央要求，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照中央模式建立省、地市两级追逃追赃机构。由此，追逃追赃形成了横跨纪检、司法、外交、公安、金融等领域，纵贯中央、省区市、地市三级的有效工作机制。这一左右互通、上下联动、责任明确的协调机制的建立，使追逃追赃力量得到高度整合，使个案突破的策略更优化、手段更丰富、工作更高效。从潜逃境外14年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原总经理戴学民，到潜逃时留书三封详述作案手段、嚣张近乎挑衅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再到潜逃13年7个月、扬言“死也要死在美国”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近年来，追逃追赃新机制发力生威，一大批潜逃已久的腐败分子被缉拿归案或迫于压力投案自首，极大提振了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信任信心和信赖。

　　政治责任的压实，是推动追逃追赃持续向纵深发展的强大推力。思想认识决定工作定位。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事关党心民心和国家形象，事关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追逃追赃工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各级党委（组）不断强化看齐意识，各级党委书记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全力推动追逃追赃向纵深发展。2015年4月22日，“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后，按“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任务分解到了省级追逃办挂牌督办。各省区市党委切实担起责任，纷纷以追回“重点人员”为突破口，全面加强对追逃追赃工作的组织领导。湖北、河南、广东等省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全力保障支持；浙江、江西、吉林等省市党委主要负责人通过亲自部署重点工作、亲自过问重点案件进展等，推动各级党组织担起责任，把追逃追赃抓细抓实；湖南、河北、山东等省紧紧抓住落实责任这个“牛鼻子”，通过摸清外逃人员底数、明确任务分工、层层签订责任状、实行逐级督办制度等有效措施，把压力传导至各级党委（组），提升其抓追逃追赃的积极性、主动性。

　　天网恢恢，虽远必追。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运转有效的协调机制建立完善，抓追逃追赃的政治责任逐步夯实，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真正使各地各部门拧成了一股绳，织就了一张追逃追赃的天罗地网。这就意味着，对于仍在负隅顽抗的外逃腐败分子而言，他们对抗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人，也不是哪个具体的部门，而是整个国家的意志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