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审查2.3万人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27.8万人次，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16.3万人次，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2.8万人次……7月20日，2017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情况公布，既雷霆出击拔烂树，又动辄则咎治病树、正歪树、护森林——既惩又治，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反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的生动展现。
以新理念引领标本兼治——强调纪律建设是治本之策，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
惩是为了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标本兼治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贯要求，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标本兼治。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总体上是从治标入手，治本工作也一刻未放松。5年来，我们党不断深化认识、创新理念、把握规律，积极探寻反腐败治本之道。
找到病根，是对症下药的前提。大量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表明，“破法”无不始于“破纪”。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可以说所有腐败问题，起初往往都是从作风失范开始的，从不讲规矩开始的，从违反纪律开始的。”
党员干部之所以敢于“破纪”，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党规党纪意识沉睡，不把纪律当回事。2013年福建省纪委找南平市检察院时任检察长娄彩敏谈话。他一进来就大大咧咧地说，我是检察院的一把手，肯定没有违法的事，但违纪的事有，大有一副不违法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架势。一段时间以来，有这种想法的党员干部不在少数。然而，无数惨痛事实表明，错把法律作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底线，“降格以求”，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 “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正是深刻洞察“干部出问题，都是因为纪律的突破”“过去就存在纪法不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要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强调的是纪律，指向的是治本。这些重要论述和思想，体现对管党治党和反腐败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标本兼治指明了方向。
不仅是有的党员干部不把纪律“当回事”，过去监督执纪也存在纪法不分、法在纪前的惯性思维，只盯着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极少数，而忽略大多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坚持问题导向，自觉向党中央看齐，王岐山同志反复强调，管好纪律才能看住权力；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动辄则咎；以党章党规为尺子，靠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
强调纪律建设是治本之策，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是管党治党理论的重大创新。以此为前导，2015年，党中央修订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扎紧制度笼子，在实现纪法分开上迈出重要一步，为全面从严治党和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以新路径推进标本兼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防线前移，抓住“及时辩证施治”关键
《韩非子》中有个“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蔡桓公有病而不自知，讳疾忌医，结果从“疾在腠理”“病在肌肤”，一直到“病在肠胃”“病在骨髓”，终不可治。从“破纪”到“破法”，吉林省松原市委原书记蓝军亦经历了这样的四次“病变”：起初自负独断、不讲规矩，逐渐“顺水推舟”、纪律防线崩溃，进而利欲熏心、卖官鬻爵，直至执迷不悟，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最后坠落腐败深渊，受到党纪国法严惩。
与蓝军类似，很多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在数年乃至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内，思想防线一点一点松懈直至垮塌，行为一步一步失范直至脱缰，从一般违纪发展到严重违纪，最后量变引起质变。从“好同志”到“阶下囚”也并非自由落体运动，不少人都有过彷徨、纠结、后怕的心路历程。遗憾的是，每一个紧要关头并没有关键的“大喝一声”“猛击一掌”。
透过现象看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些人在腐败泥坑中越陷越深，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其身上出现的一些违法违纪的小错，党组织提醒不够，批评教育不力，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就可能导致要么不暴露，要么就出大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这既体现挺纪在前、标本兼治的要求，也彰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
那么，如何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王岐山同志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明确了挺纪在前、辩证施治的具体路径。“四种形态”，即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四种形态”用纪律的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针对性质和程度不同问题，给出由轻到重的因应之策，建立起“好同志”与“阶下囚”中间的缓冲区，防止小错演变成大错。“四种形态”是把纪律挺在前面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对“树木”与“森林”关系认识的深化。“既有一以贯之的历史传承，也有守正出新的时代创造。”正如有评论指出的，“四种形态”既有“提醒剂”，又有“预防针”，还有“手术刀”；既讲问题导向，又重效果导向；既抓大抓要，又抓早抓小；既能扶正祛邪，又能刮骨疗毒；既严肃治标，又便于治本，是实现标本兼治的有效路径。
以新实践深化标本兼治——推动实践“四种形态”日常化，层层设防拦截，治于初萌，防止从违纪滑向违法犯罪
有的党员干部准备办“升学宴”，被党组织及时“叫停”；有的收受合作单位价值百十来元的礼品，被纪检机关约谈……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见。近年来，认真落实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纪检机关把纪律挺在前面，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绷紧纪律之弦，深化标本兼治。
治于初萌，防患于未然。各级党委和纪检机关在第一种形态上狠下功夫，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红脸出汗、谈话函询渐成常态。2014年，各级纪检机关共谈话函询4.9万人次，2015年为5.4万件次，2016年则达到14.1万件次，同比上年增长160%；今年上半年谈话函询数则接近去年全年的8成。
实践“四种形态”，真正让纪律成为党员干部不可逾越的底线。2013年，全国党纪政纪处分18.2万人；2014年，党纪政纪处分23.2万人；2015年，党纪政纪处分33.6万人；2016年，仅党纪处分就34.7万人。在党员基数不断增长背景下，党员受处分率从2012年的1.8‰上升到2016年4.3‰，释放出的信号明确无误——纪律不是纸老虎、稻草人，而是通了电的高压线。同时，加大“断崖式”处理力度，及时阻止了违纪走向违法犯罪，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凸显党的政策与策略的有机统一。
实践“四种形态”，绝不意味着对腐败分子以纪代法、高举轻放，“极少数”也不意味着打虎数量的绝对减少。十八大以来至2016年底，广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超过前10年的总和，查处地厅级干部470人，是前10年查处数的1.6倍。即便如此，今年6月中下旬，河源市原市长彭建文等多名省管干部在短短10多天之中相继落马。广东省毫不手软严惩“极少数”，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回应了社会上的猜测，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体现“全面”“从严”要求，减存量、遏增量，深入实践“四种形态”势在必然。从中央将“四种形态”写入新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固化为党内法规，到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对实践“四种形态”作出全面部署，从中央纪委在北京、山西、浙江等地召开实践“四种形态”调研座谈会，到中央纪委施行“四种形态”统计指标体系，推动实践“四种形态”日常化的过程，也是深化标本兼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迈向纵深的过程。
从“盯违法”到“盯违纪”，各级纪检机关将实践“四种形态”作为深化“三转”方向，既转变观念、克服惯性，又转变方式、提高能力。监督理念从“盯违法”向“盯违纪”转变，工作布局从“查少数”向“管多数”转变，审查重点从“抓大放小”向“抓早抓小”转变，审查方式从“求大求全”向“快查快结”转变……这些，同样体现深化标本兼治的要求。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标本兼治亦永无止境。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深入实践“四种形态”，新理念、新路径、新实践，必将引领和推动标本兼治迈向新境界。
